作者：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李健、孫代堯

　　源流關系，就其本意而言，指的是江河的本源與延伸水系之間的關系；隨著語言的發展，“源流”常被用于代指本源性事物到派生性事物的發展演變。就理論史的探討而言，兩種理論存在源流關系，通常表明本源性理論是普遍的、強調共性的學說，而派生性理論則是特殊的、強調個性的學說。一般來看，源流關系有四種可能性：有源有流，有源無流，無源有流，無源無流。我們以經典科學社會主義為理論源泉，從源流關系的視角，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外關于中國道路和前途的四種“主義”逐一作出辨析。

　　一、歪流曲源：“中國特色資本主義”論

　　早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就有學者斷言：“中國將會逐漸走上‘資本主義’道路。”[1]158那時改革開放還只是引入了一些商品經濟的原則，但在一些人看來，這就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了。美國學者索林格在《中國從社會主義的轉型：國家主義遺產和市場改革(1980-1990)》一書中認為，國有企業出售股份、兼并甚至破產這些“從正統‘毛主義’的突然轉向”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政策”，[2]126似乎只有改革前的體制才是真正社會主義的。在索林格之后，英國學者卡默爾在《證券市場在中國的出現：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一文中概括了“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決定性特征：“在所有制、管理方式和責任方面都融合了公私二重性。”[3]1105

　　2008年，美國學者黃亞生出版《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與國家》一書，在海外中國研究界引起很大反響，成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論的代表作。作者將“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定義為“一種在兩個中國——企業家的，市場驅動的農村的中國和國家引導的城市的中國——之間的政治上協調的功能”。[4]X Vi黃亞生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自由市場”導向的改革給予了農民創造奇跡的自由，并降低了不平等；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上海國有企業為代表的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擠壓了企業家精神發揮的空間，且刺激了腐敗的蔓延。在他看來，正是由于這兩種資本主義在歷史中的交替和現實中的融合，可以把中國的發展模式總結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英國學者布拉莫爾對20世紀90年代前后中國發展模式變化的描述和結論與黃亞生不同，但也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是在向資本主義轉型。布拉莫爾認為，中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所實施的發展之路暗示著對萊茵型資本主義(指德日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引者)的可行性的認可。1996年后，將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以及加入WTO的決定，都表明了中國向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指英美市場經濟模式——引者)的轉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