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博導　許濤

　　7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戰后國際秩序的構建，基本上實現了世界各大戰略力量的平衡。盡管意識形態對抗和軍備競賽為特征的冷戰時而引發規模不等的局部沖突，但總體上給我們這個世界帶來了半個世紀的和平。20世紀90年代，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以東西方兩大集團中一方的瓦解和另一方的擴張這種不均衡的形式宣告結束。由此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不對等的冷戰結局激化了這種世界力量的不平衡在全球擴展。以戰勝者自居的西方陣營更加篤信其價值觀的全球性勝利，自恃獨一無二的強大而乘勝推進、繼續壓縮對手的戰略空間。這也成為二十多年后國際關系中仍然冷戰思維當道、零和游戲盛行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進程帶來新的失衡

　　在全球治理觀念尚未被普遍接受的背景下，在大國分歧管控機制尚未初步形成的條件下，全球化進程在造成各族群財富分配不平衡的同時，還在醞釀著各主權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地位的不平等。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20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體系和大國關系積累的矛盾與沖突的總爆發

　　全球化語境下的大國分歧治理思路的話，那么以蘇東集團解體為標志的冷戰的結束，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形成新國際體系后再次積累能量的階段性釋放。然而，僅僅過去了才二十多年，新的矛盾已經迅速積累，大國關系急劇變動，意識形態對抗、軍事實力競爭、地緣政治博弈，新確立的國際體系的相對穩定周期大大縮短。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不僅是緣于冷戰結束后一極世界背景下建成的國際體系公正性和代表性先天不足，也緣于這一時期恰恰也是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全面、深入發展的階段。

　　世界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發展使得人類占有的以資金、技術、人員為基本元素的資源在全世界范圍內流通、配置，并取得了利益最大化的顯著效果。與此同時，世界各經濟體、各族群在對傳統資源的占有和新興資源的分配上卻出現了嚴重失衡。由于主導這一自由市場經濟最高發展形式的力量是全球范圍的效益優選，而不是資源和利益的平衡，故而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逐漸滲透到每個地區，這種現象也越來越突出地呈現在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面前。此外，全球化興起初期，居于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和強大經濟體憑借其先期占有的資源優勢和制度優勢，在獲得全球化大部分紅利的同時，還具有能夠將其所遇到的風險輕易地轉嫁到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身上的能力。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里，由美國一種虛擬金融產品引發的次貸危機所掀起的全球金融風暴即是一個典型案例。這同時也是一個嚴重的警告，即在全球治理觀念尚未被普遍接受的背景下，在大國分歧管控機制尚未初步形成的條件下，全球化進程在造成各族群財富分配不平衡的同時，還在醞釀著各主權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地位的不平等。

　　經濟全球化進程與國際體系的調整往往同步進行，而在全球化進程中占據主導地位與掌握制定國際體系規則的話語權亦相輔相成。財富分配的優勢可以被很方便地轉化為地緣政治上的優勢，戰略博弈的手段通常也與經濟競爭策略相互交織。冷戰結束時，蘇東集團的解體給西方社會造成了一種“制度的優勢”使其不戰而勝的錯覺。加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風順水，“改造非民主地帶”被西方政治家們理解為保障世界安全與穩定的重要前提。然而，分布在不同地區、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保留著不同文化傳統的國際政治主體分別有著各自對自身發展模式的理解。西方政治家們與這些國際社會成員的分歧恰恰由此發生。

　　事實已經證明，差強人意的“改造”、甚至形形色色的“革命”，造成的往往是更嚴重的動蕩、衰退和沖突。很顯然，如果沒有冷戰結束以來在軍事戰略上的圍堵和地緣版圖上的擠壓，也就不會發生“烏克蘭危機”這一嚴重沖擊現有國際秩序的事件；如果沒有西方在冷戰思維支配下繼續分化弱化俄羅斯的北約東擴和歐盟東擴（蘇聯解體前后，美國領導人曾多次承諾北約不向東歐地區、尤其是原蘇地區擴張），也不會有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問題上的絕地反擊。如果主流國際社會成員仍然不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負面效應有所警覺，極端化的民族主義勢必會被進一步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