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威脅面前的分歧治理

　　如何從全球治理的高度看待當今世界出現的極端主義思潮，如何采取標本兼治的綜合性措施防止族群、宗教、文化沖突向更大的范圍蔓延，已成為亟待當前國際社會、特別是負責任大國認真思考的問題。

　　2001年的“9·11”事件可謂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的一個標志性事件。隨后，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反恐的名義開展了十多年的軍事打擊。然而，在今天，單純依靠軍事打擊的國際反恐行動顯然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南亞、中東原有的恐怖主義活躍區不僅沒有被消除，“阿拉伯之春”后泛起的“薩拉菲全球圣戰”運動、異軍突起的“伊斯蘭國”更是將國際恐怖主義威脅推向了一個新高峰。面對這些威脅，處在當今全球化進程中不同地位的國際社會成員，卻在世界性極端主義問題的基本立場和基本判斷上存在很大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影響著他們對極端主義現象的認知，也制約著應對共同威脅的國際合作。冷戰后國際政治新秩序構建的公正性因此也受到極大影響，這些都大大弱化了國際社會與極端主義斗爭的有效性。

　　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后，大國博弈的烈度和廣度不但沒有隨著冷戰結束后時間的推移而減弱，反而出現了為分化和弱化對手而不擇手段、不計后果的制衡與圍堵。國際社會個別成員建立在利己主義基礎上的實用原則，給世界各國維護地區安全帶來了相當大的困惑。只要能夠給對手制造一定程度的麻煩或風險，甚至可以毫不掩飾地更改和顛覆向世界各國及國際社會承諾的任何原則。在此情形下，如何從全球治理的高度看待當今世界出現的極端主義思潮，如何采取標本兼治的綜合性措施防止族群、宗教、文化沖突向更大的范圍蔓延，已成為亟待當前國際社會、特別是負責任大國認真思考的問題。

　　由于歷史傳統、民族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的不同，不同國家對待當前極端主義問題的態度和立場存在差異本屬正常。但關鍵的問題是，冷戰結束至今在國際關系中大國零和游戲還在繼續，將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對手及更多國際社會成員威脅上的片面安全觀也仍然盛行。這一現實不僅難以統合國際社會抵制極端主義的立場與措施，甚至一些分歧還會被大國在“后冷戰時期”的博弈中所利用。在國際安全的共同危機面前，能否實現有效的分歧管控，構建可以保障國際社會多數成員基本利益的合作體系，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早日進入有序軌道，人類的良知面臨考驗。

　　2014年5月，習近平在亞信會議上海峰會上的發言中指出，應該積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創新安全理念。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安全。這里涵蓋了三層意義：

　　安全應該是普遍的，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

　　安全應該是平等的，各國都有平等參與地區安全事務的權利，也都有維護地區安全的責任，任何國家都不應該謀求壟斷安全事務，侵害其他國家正當權益；

　　安全應該是包容的，應該把多樣性和差異性轉化為促進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動力，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并照顧各方合理安全關切。

　　綜合，就是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過對話合作，促進各國和本地區安全。可持續，就是要發展和安全并重以實現持久安全。習近平在這里強調的觀點雖然是針對亞洲安全特點提出的，但是這一建議亦具有在全球樹立新型安全觀的倡導意義。隨著全球化持續深入發展，世界安全環境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所有成員高度依賴的興衰與共、安危與共的生存條件。放棄一己私利，理解彼此分歧，尊重利益關切，才有望打造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這是習近平在發言中引用唐代魏征《諫太宗十思疏》的一段策對，它體現了中國古代戰略思維和傳統價值觀中的辯證思想，也是中國對待當前大國分歧存在和實現有效治理的基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