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教授　陳平原

　　▲《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1944年秋，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左一）、羅庸（左二）、聞一多（左四）、王力（左五）歡送羅常培（左三）赴美講學時的合影。看到這張老照片，陳平原先生筆端飽蘸深情地寫道：“聯大有什么值得驕傲的？聯大有精神：政治情懷、社會承擔、學術抱負、遠大志向。聯大人貧困，可人不猥瑣，甚至可以說‘器宇軒昂’，他們的自信、剛毅與聰慧，全都寫在臉上。”這張老照片，“堪稱抗戰中意氣風發的中國讀書人的象征”。（楊彬）

　　“連天烽火”與“遍地弦歌”本是兩種截然對立的情景，但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合，交織成撼人心魄的樂章。有一張老照片令我印象深刻，那是西南聯大教授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的合影，堪稱抗戰中意氣風發的中國讀書人的象征。我曾說：“聯大有什么值得驕傲的？聯大有精神：政治情懷、社會承擔、學術抱負、遠大志向。聯大人貧困，可人不猥瑣，甚至可以說‘器宇軒昂’，他們的自信、剛毅與聰慧，全都寫在臉上。”今天的中國大學，從校園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飛奔，卻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凈與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種由內而外、充溢于天地間的精神力量。就精神境界而言，其實我們比不上抗戰那一代。正因此，我寫作《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一書，希望帶領讀者回眸那段歷史。

　　■中國大學不僅沒被炸垮，還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弦歌不輟，催生出眾多美好的“故事”與“傳說”

　　抗戰軍興，原本主要分布在沿海及華北的中國大學，紛紛內遷。戰爭結束時，大學數量由108所增加到141所，學生從4萬多增加到8萬多。中國大學不僅沒被炸垮，還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弦歌不輟，催生出眾多美好的“故事”與“傳說”，這是中央政府、后方民眾以及大學師生共同努力的結果。臺灣作家齊邦媛在《巨流河》中提到，當年她在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念書，戰事緊迫，隨時可能撤離，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校長王星拱說了，不到最后一刻，弦歌不輟。第二天，朱光潛先生繼續講他的英國浪漫主義詩篇，只字不提隨時可能降臨的炮火。戰爭不會影響我們的閱讀與思考，反而加深了我們對文學、對美的向往與追求。

　　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學南京三牌樓農學院實習農場的職工們決定，把畜牧場飼養多年的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鵝、北京鴨等良種實驗家畜，搬遷到大后方去。歷經千辛萬苦，一年后的11月中旬，這些職工趕著牛呀豬呀，終于到達了重慶。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1941年“于重慶警報聲中”撰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稱：“我于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他們到了，仿佛如亂后骨肉重逢一樣，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如此有情且鮮活的歷史畫面在當時比比皆是，仔細閱讀與鉤稽，很容易理解中國學人的個人修養、歷史意識和文化情懷，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大學能在憂患中浴火重生的答案。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國未有，同時期歐美各國也談不上。

　　■硝煙彌漫中，眾多大學師生之弦歌不輟，這本身就是一種穩定人心的力量

　　戰火紛飛中，中國大學頑強地生存、抗爭、發展，其中蘊含著某種讓后人肅然起敬的神秘力量。歷史上，凡狼煙四起時，最容易遭受毀滅性打擊的便是手無寸鐵的師生。“衣冠南渡”的情形雖并不鮮見，但從未有過在戰爭中為保存文化而有計劃、成建制、大規模地撤退學校的壯舉。這次內遷有幾個引人矚目的特點：第一，這不是潰敗后的逃難，而是有組織的集體行動；第二，教學上，不是應急，而是長遠打算，所謂“戰時如平時”，更多著眼于戰后的大業，保證了戰時培養的大學生有很好的質量；第三，學術上，不是倉促行文，而是沉潛把玩，出有思想的學問，有情懷的大學者——這一點人文學尤其明顯；第四，因大學內遷而見識中國的遼闊與貧困，于流徙中讀書，人生憂患與書本知識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除了具體的學術成果，大批大學的內遷，把新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帶到原先比較落后的西南、西北，此舉對于中國教育平衡發展意義重大。

　　很多人有疑問：為何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內遷大學依然能夠培養出大學者與大師？答案很簡單：第一，無論師生，在如此艱難的大遷徙中，人生憂患與書本知識合一。第二，生活圈子縮小了，教授們第一次和學生走得這么近，互相感召與啟迪。第三，這段時間，槍口一致對外，校園里沒有那么多內訌與政爭。第四，生活艱辛，但對未來充滿期待，反而顯得“幸福”與“單純”。這種精神狀態，其實更適合于求學或治學。

　　以上所說都是內遷大學的有形功績，而無形的貢獻是筆墨難以形容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表達了一種民族精神以及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硝煙彌漫中，眾多大學師生之弦歌不輟，這本身就是一種穩定人心的力量。羅家倫有一句名言：“武力占據一個國家的領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個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讓日漸遙遠的“大學精神”重新煥發光彩，也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來

　　我曾就“抗戰中大學內遷”這一問題寫過很多文章，但皆為隨意點染，算不上專業研究，故不收入本書。本書共四章，各文的大致思路如下：

　　第一章《此情可待成追憶——中國大學內遷的歷史、傳說與精神》，講述抗戰中中國大學內遷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事后回憶與學者發掘固然重要，但更值得關注的是當事人當年的文字，看他們如何在驚魂未定之際回首往事，制造傳說，總結經驗，暢想未來——那既是文學，也是歷史，更是精神。此文利用各種史料，勾勒各大學的遷移路線、地理分布以及辦學特色。另外，選擇二十篇或年輕學生或大學校長的文章，縱橫交錯，呈現戰時中國大學的精神風貌。文章最后討論如何跨越虛構與寫實的鴻溝，讓日漸遙遠的“老大學的故事”重新煥發光彩。

　　第二章《永遠的“笳吹弦誦”——關于西南聯大的歷史、追憶及闡釋》，試圖從教育史、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等不同角度入手，重新發掘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傳說與精神。于顛簸流離中弦歌不輟，此乃當年中國大學的共同生態；可后人談論抗戰中的學術文化建設，為何多以西南聯大為例證？除了三校合一學術實力超強，更因牽涉“故事”的誕生與傳播機制。對于這所明星大學，本文強調其“必勝信念、學術關懷以及師生情誼”，凸顯“以本科教學為中心”、辨析“人和”的另一面，自信有不少精彩的發現。

　　第三章《豈止詩句記飄蓬——抗戰中西南聯大教授的舊體詩作》，主要講述陳寅恪、吳宓、朱自清、潘光旦、浦薛鳳、魏建功、浦江清、蕭滌非等八位西南聯大教授，抗戰期間多有舊體詩創作，當初很少公開發表。他們的相互唱酬不只是因為共同的文學興趣，感情交流與相互慰藉或是更重要的因素，注重的是友情、修養與趣味。八位教授學術背景各不相同，之所以都選擇舊體詩，既確認其文化身份，讓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韻語，表達某些幽微的思緒以及不合時宜的感覺，指向的是個人修養、歷史意識與文化情懷。這些“有情”且“鮮活”的史料，讓我們得以了解他們在戰火中的遭遇與思考、困惑與怨懟，以及壓在著述背后的心情。

　　第四章《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主要談論吳宏聰（我的導師）、王瑤、季鎮淮是如何飽含深情地追憶他們各自的導師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并借此呈現他們對西南聯大的想象的。此文可謂“公私兼顧”，既談我的導師，也談導師的導師，希望在三代師生的視野交匯處，凸顯一所大學所曾經擁有的英姿。在寫作時，我拋開大路，另辟蹊徑，選擇“限制敘事”策略，最大的理由是，對于像我這樣喜歡玩味細節的讀者來說，這樣寫顯得更親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本書的目標是，借助檔案、報道、日記、書信、散文、雜感、詩詞、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細辨析，跨越虛構與寫實的鴻溝，讓日漸遙遠的“大學精神”重新煥發光彩，也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來。抗戰內遷大學的歷史，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異彩紛呈的華章，也是中華民族復興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豐碑。回望這段歷史，對今天的教育發展以及社會改革，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即便只是著眼于教育，起碼讓你我警醒：大學的存在價值，不僅僅是傳授具體知識、生產科研成果，更包括堅定正確信念，以及塑造民族靈魂。

　　謹以此文，向飽經憂患而奮斗不息的前輩們致意；并以此小書，紀念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