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　楊光斌

　　“文明的沖突”因“民主”而成為現實，這大概亨廷頓當年不曾預料到，或者說亨廷頓不會刻意把民主與文明的沖突的關系突出出來。雖然亨廷頓也偶爾提及民主化對于“文明的沖突”的影響，[1]但核心是論證種族認同所引發的沖突，并專門以巴爾干半島為例論證建構出來的種族認同如何導致種族清洗式的文明的沖突。[2]

　　本文所要回答的是，近代以來的種族—宗教認同(本文有時統稱“文化認同”)固然是“文明的沖突”的一個重要誘因，但是歷史上很多種族—宗教認同問題、哪怕是種族—宗教認同危機并不必然導致沖突或者戰爭，其中的差異在哪里?為什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種族—宗教認同危機會演繹出不同的結局?為此就必須尋找從文化認同到文明沖突之間的中介機制，我認為這個機制就是民主化或者民主本身。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必然帶來對世界未來秩序的思考：如果文明的沖突是必然的和普遍的，而民主又是文明沖突的內在機制，是不是意味著美國推廣民主的國家安全戰略最終卻在為自己制造敵人?“阿拉伯之春”或許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曾何幾時，伴隨著“歷史的終結”的大狂歡，西方思想界制造出“民主和平”即民主國家之間無戰爭的康德的“永久的和平”論。此時，頭腦清醒者提醒人們，在民主轉型中，由于壟斷性體制的瓦解和毫無約束的言論自由，各方都會毫無節制地訴諸民族主義動員而獲得權力，因此民主化過程中發生戰爭的幾率更高。[3]第三波民主化驗證了這一道理，“阿拉伯之春”也是如此。但是，問題是，即使是老牌的民主國家之間及其國內，沖突也從來不斷，比如印巴之間以及巴基斯坦、泰國等國的國內。也就是說，不但民主化轉型會誘發國家沖突，鞏固的民主國家同樣會發生沖突。根本原因在于，過去我們對于民主的期許太高，以為民主能解決一切問題。本文最后我將詳細論述，盡管民主是一種相對于君主制—貴族制等權力私有制的“權力公有制”，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和價值優越，但是民主說到底也不過是一種政體，而且是根本利益大調整的政體，因此民主本身就包含著內在的沖突。從第一波民主化到不被西方人視為“民主化”的民族解放運動(19世紀40年代-70年代)，民主化都帶來國內和國際沖突；而當民主遭遇伊斯蘭主義或者與伊斯蘭主義合謀的時候，民主所帶來的沖突幾乎是難以調和的，這是西方國家民主化進程所不曾有的沖突模式。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改變我們對于民主的一系列錯誤認識，比如民主在國際上有利于世界和平，在國內是一種最好的利益調節機制而保證國泰民安。民主本身不具有這樣的功能!民主本身就是根本利益結構的再調整這一事實表明，民主是一個沖突性概念，而且是一個擴張性的沖突性概念，就像看上去很美的“文明”一樣會帶來沖突。民主本身不會自動而和諧地調節利益沖突，能夠安頓利益沖突的是法治，比如當2000年美國大選陷入僵局時，是最高法院定輸贏。

　　當西方人心目中的屬于個人權利范疇的自由的民主延伸到其他文化—文明時，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自由主義民主”就變成了“民族主義民主”和“伊斯蘭主義民主”，或者演變成“民粹主義民主”。顯然，這些變種后的“民主”的沖突屬性就會得到加強，它們甚至會壓制和摧毀原生態的保護個人權利的自由民主，使得諸種民主形式之間有了內在張力和沖突。

　　如果把世界近代政治文明史看做是托克維爾所說的人類不可阻擋的平等化趨勢以及由此而來的民主化的歷史，而民主本身具有沖突屬性，民主的歷史就是人類利益大沖突的歷史，只不過這種利益沖突在西方國家似乎已經成為過去時，因而“非歷史的”西方行為主義社會科學總是以樂觀主義姿態看待民主，即忘卻民主的沖突過程而極力推廣民主的終端模式，結果卻是變種的民主反過來壓制甚至摧毀西方人所熟悉的自由主義民主。這種歷史的非預期結果肯定不是西方人所樂見的。

　　一、近代民主的“元形式”及其變種

　　世界上的民主理論形形色色，諸如選舉民主、參與式民主、協商民主等各種實證民主理論和這些理論相關的民主形式，并不是本文要討論的。本文所關心的是那些能對國內秩序和世界秩序構成重大影響的民主形式，即能夠稱得上政體意義上的民主，它們分別是自由主義民主以及與之相對立的社會主義民主，作為民主變種后的民族主義民主與伊斯蘭主義民主。

　　把民族主義—伊斯蘭主義與民主關聯起來的根據是什么?對于西方人而言，民主是以不同的憲法形式呈現出來的(聯邦制或中央集權制，國會制或分權制，任期制)，競爭性選舉與民主制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政治兩個主要方面是平等和自由，所以西方人熟悉的民主是“自由的民主”。其實，對于民主的本義而言，平等權才是判斷一切形式民主的根本標準。在國內政治中，平等權可體現為平等的選舉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世界政治中，平等權是種族/民族的平等權或者政治共同體的文化/宗教平等權，是從國內政治的個人權利演變為世界政治的政治共同體的平等權利。其實，如果有人認為把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與民主疊加在一起有問題的話，自由主義與民主的疊加同樣是問題，正如薩托利所言：自由和民主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戰后西方社會科學傾注了巨大努力才把這兩個概念糅合在一起。總之，本文以平等權為標準而區分民主的基本形式，有時用于國內政治民主的個人平等權(或者階級的集體平等權如普選權)，有時用于世界政治的集體平等權。

　　自由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這是一對大家都知道的老冤家，在冷戰中打斗不停，糾纏不休。看上去對立的自由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二者之間卻存在共同基礎或者享有最大公約數，即個人的自由和平等。所不同的是，一個是更多地強調自由，一個是更重視平等；在此基礎上，一個是更突出經濟上的個人自由，一個是更強調經濟上的集體平等權。

　　簡單地說，自由主義民主來自洛克式自由主義，而洛克式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個人財產權。在市場化社會，個人能力的不平等以及繼承下來的不平等如財產權，必然導致個人占有財富的不平等，因此洛克式自由主義說到底就是麥克弗森所說的“個人占有主義”，而基于“個人占有主義”的政體即以自由資本主義或放任資本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民主并非符合正義原則。[4]盡管自由主義民主理論源遠流長，很發達，從洛克——托克維爾——密爾到當代的熊彼特——薩托利——達爾，基本上都在談自由民主的社會條件和政治特征，而不理會在西方政治社會中占有重要地位、對政治決策有著直接影響的大企業。林德布諾姆在《政治與市場》中指出，不關照大企業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還有多少意義?資本和大企業所導致的不平等，是自由主義民主的結構性硬傷，即不符合正義原則。

　　也正因為其有違正義原則，在歷史的政治實踐上，以放任資本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民主的一個副產品就是以計劃的統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主義民主。作為放任資本主義的反面或者補救，計劃的統制經濟在財產所有制上的國家所有以及期盼由此而帶來的人人平等，最終卻陷于制度上的統制經濟和結果上的經濟停滯，因而作為政體的傳統社會主義民主也不符合理想中的正義原則，以至于社會主義陣營最終以蘇聯解體、東歐突變而告終，中國也不得不改革開放并由此而形成混合經濟。盡管自由主義民主和傳統社會主義民主具有內在的沖突性，但并不是不能融通，事實上自由主義民主吸納了很多社會主義的因素，而社會主義民主也汲取了不少自由主義的要素，因為二者之間具有共同的源頭，也有自由、平等、民主等最大公約數。在理論上尤其在制度安排上，二者依然會有沖突，但在冷戰以后，其沖突的烈度已經讓位于自由主義民主與其他民主形式的沖突，也就是說，自由主義民主的最大敵人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民主，而是變種后的民主形式即民族主義民主和伊斯蘭主義民主。

　　民族主義民主。對于自由主義來說，只有基于個人權利平等的自由民主才是民主，其他形式的民主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這種看法并不符合理論、歷史與現實。

　　法國革命者在《人權宣言》中明確提出民主主義、民族主義和民族自決權的口號。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基于康德的自由和自決觀念，費希特(1762-1814)演繹出了民族自決理論。他認為個人的完全自決最終要求民族的自決，因為個人自由只有在團體(包括社群和民族)的生命中才具有意義，個人只有融入整體才能實現完全的自由。這樣，在歷史上，民主和民族主義幾乎是一對孿生概念。法國大革命催生了當時歐洲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從意大利的民族主義到德國的民族主義，都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民族主義的一個核心訴求就是民族平等權。這是就民族主義的起源而言。

　　民族主義的擴大也是世界民主化的產物。“威爾遜十四條”和列寧民族自決權理論指導下的蘇俄主動放棄沙皇帝國的殖民地，無疑具有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性質，事實上也推動了國家關系的平等化。二戰后，從冷戰時期的民族主義到冷戰后的民族主義的復興，無不與民主化密切聯系在一起。因此，民族主義是世界范圍內的民主平等權的產物。不管自由主義是否承認民族主義民主，19世紀50年代-70年代的世界范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又被稱為“民族民主運動”。同時，民族主義的復興也助推了世界范圍的民主化，因為，民族主義運動總是借助于作為民主工具的選舉而達到目的，比如全民公決對于蘇聯的解體至關重要。也正是因為民族主義的民主性質，冷戰時期兩大陣營都號稱自己是民主國家，因而都分別支持有利于自己的民族解放運動；冷戰后美國又致力于推動民主化，不得不支持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哪怕是民族分裂主義。

　　可以認為，歷史上的民族主義民主也是自由主義民主的副產品。吊詭的是，相比于自由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之間，自由主義民主與民族主義民主之間具有更大的內在張力或內在沖突性，因為強調具體平等權的民族主義很多時候無視個人權利，或者說不得不為了整體的“民族”而犧牲掉個體的“民權”。

　　伊斯蘭主義民主。如果說自由主義不愿意把民族主義與民主結合在一起，更不愿意看到“伊斯蘭主義民主”這樣的概念。但是，無論是伊斯蘭主義本身的內涵，還是伊斯蘭主義的產生與復興，都與民主具有密切的相關性。在教條意義上，伊斯蘭教因為強調服從真主似乎與民主原則有沖突，但事實上各宗教都如此，都強調神的意志的至上性，都是與民主根本對立的。不同宗教的某些教義可以支持民主的某些理念，為推行民主提供有限政治資源，這是量上的差別。[5]伊斯蘭主義是以真主為中心而強調人人平等的教義，比如穆斯林兄弟會號召穆斯林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襲，消滅等級差別，使人們融為一體，回到早期伊斯蘭教生活中去。再則，在強調協商的同時，《古蘭經》明確提出的另一個民主原則就是公議(Ijma)，它要求通過社區的一致同意或是集體判斷來作出決定。按照埃及著名伊斯蘭學者阿卡德(Abbas Mahmud AL-Aqqad)的解釋，公議“是伊斯蘭對于民主選舉最完滿的解釋和范例，它讓社區通過一致同意來決定由誰擔任管理者”。[6]可見，伊斯蘭主義中的平等訴求與協商、公議原則，與西方自由民主中的核心原則在很多方面不謀而合。

　　就歷史而言，作為政治運動的泛伊斯蘭主義，是反抗西方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霸權的產物；到1970年代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同樣反抗的是西方主導的現代性運動。強勢的現代性運動帶來的“中心—邊緣”結構，使得處于“邊緣”地帶的文化共同體尋求自己固有的國粹即宗教而爭取自己的世界平等權即文化平等權，這就是1970年代開始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這場宗教原教旨主義運動恰恰趕上了世界民主化浪潮，選舉民主成為伊斯蘭主義復興的最有力工具，也使得穆斯林民眾國家認同民主體制。皮尤2010-2011年的追蹤調查顯示，除巴基斯坦外，穆斯林民眾對民主政體的認同較為普遍，大多數民眾認為民主優越于其他政府形式。根據調查，“阿拉伯之春”進一步強化了某些國家穆斯林對民主的認同，埃及穆斯林對民主的好評程度從2010年的59％上升到2011年的71％。[7]

　　從教義本身和伊斯蘭主義的歷史看，穆斯林世界的民主都可以被稱為“伊斯蘭主義民主”。與民族主義不同的是，特別重視平等的伊斯蘭主義，對外是一種事實上的民族主義，對內則是一種“永恒的多數”原則。在中東地區，伊斯蘭主義內部分類為遜尼派和什葉派，二者之間不妥協，任何一派占多數，則永遠是選舉民主的贏家，因而是一種不同于“多重少數”的自由民主的“永恒的多數”，伊拉克的選舉和伊朗的選舉便是如此。問題是，“永恒的多數”如何尊重并保護宗教上的“永恒的少數”?因此，在教派意義上，伊斯蘭主義民主具有內在的沖突性。不僅如此，教派上的“永恒的多數”與世俗自由派的關系也存在內在張力，甚至壓制世俗自由派即壓制自由民主派。因此，伊斯蘭主義民主又與自由主義民主存在內在沖突性。

　　通過簡單梳理幾種民主形式可以知道，不要指望所有國家的民主最終都是自由主義的民主。即使不是民族主義民主或者伊斯蘭主義民主，發展中國家的自由主義民主也很可能是民粹主義民主，而民粹主義民主是不能兼容自由主義民主的，正如南美國家的民主政治一樣。如果說民主和平論鼓吹民主國家之間無戰爭，至多也是自由主義民主國家之間的事。當全世界都民主化后，民主國家之間絕不是彼此之間相安無事，看看世界近代文明史就清楚了。

　　自豪于“救世”文化的西方人總是把自由民主視為極樂世界，不但以為“民主國家之間無戰爭”，而且一旦實現了民主就國泰民安了。也正是在這種“救世”心態的指導下，世界文明史就這樣被建構起來，以推廣民主作為“使命”的國際政治著作汗牛充棟。遺憾的是，殖民化的中國社會科學基本上也是沿著“救世”產品而看待民主。其實，只要回歸到民主的基本常識，即民主是一個沖突性政治、沖突性概念，就能發現，近代歷史上的國際國內沖突幾乎都與民主有著直接或間接的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