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與現代世界體系的到來
根據我的理解，自由主義民主和自由主義是一對密切關聯而又有很大不同的概念。自由主義是一套政治哲學，是關于個人權利的學說，而民主則是一種政體，是關于大多數權利的主張。把個人權利和整體權利的兩種具有本體論性質不同的學說糅合在一起而成為“自由主義民主”，是冷戰時期美國為了對付敵人而建構起來的不倫不類的概念，其核心只不過把中世紀就存在的選舉找回來，炮制出“熊彼特式民主”即選舉式民主。如果說有選舉就是民主了，中世紀的選舉政治為什么被稱為貴族制或神權政治?為了論證“自由民主”的合法性，人們往往從洛克那里尋找理論資源，從而把洛克式自由主義和選舉政治混雜在一起，美其名曰“自由民主”。
如果說“自由民主”源自洛克式自由主義，那么就得重新認識民主的性質、民主的歷史甚至整個世界近代史了。過去我們習慣上把殖民主義視為帝國主義的產物，這并不錯，但是帝國主義的根源又在哪里?在于洛克式自由主義，這大概是西方人萬萬不愿意承認的，也是國內思想界不愿意正視的。但是，殖民主義是洛克式自由主義的產物，是由歷史的鏈條證據構成的。
很多人或許不知道，當洛克主張財產權時，他正在販賣奴隸，因此他所說的財產權絕不是普羅大眾的權利。洛克主張財產權的大背景是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對外貿易。我們知道，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有兩個因素至關重要，一個是查爾斯·梯利所說的“戰爭制造國家”，一個就是對外貿易。在英國，當戰爭最終確定了英國的現代國家形態以后，戰爭也就伴隨著其對外貿易，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比英國更多地因為商業利益而發動戰爭。
如果中國人還不清楚英國國家成長中商業與戰爭的關系，應該知道作為中國近代史分水嶺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為什么發生在1840年而不是更早?其實，就中英貿易利益而言，英國早在19世紀初就一直出現貿易逆差，從而向中國走私鴉片，清朝政府也早有禁煙行動，但是為什么在1840年發動了鴉片戰爭?1832年憲政改革是英國歷史的分水嶺，獲得了選舉權的新興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有發言權后，英國對外政策變得更強硬更具擴張性，從而強勢主導了對華政策。這個故事就是自由主義民主在國際關系中的生動寫照。其實，從18世紀到20世紀初英國“日不落帝國”殖民體系的形成，就是洛克式自由主義即財產權擴張而形成的沖突性國際關系。這樣，源自洛克式自由主義的“自由民主”誕生以后，世界秩序不是更安寧了而是更有沖突性了，歐洲、尤其是在全球范圍內，世界從此變得更不平靜了。讀書人如果只盲信西方人說的洛克式自由主義與看上去很美的“自由民主”的密切關系、而看不到或者不愿意承認洛克式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貿易和殖民主義的關系，那是知識的悲哀。
作為擴張性和沖突性的力量，自由主義民主不但導致新型的世界秩序和國際沖突，也造成了國內關系的空前緊張，從而出現與之對立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民主，國內秩序在不斷沖突中得以重組。洛克的財產權理論和其以后的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亞當·斯密的世界主義理論，猶如英國經濟的發動機，極大地推動了英國經濟，工業革命離不開這些思想觀念。第一次工業革命培養出了新興資產階級，但是作為一個階級的出現，工人階級出現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之中，19世紀30-40年代的憲章運動是工人階級作為與資產階級對立的階級的標志。英國憲章運動、歐陸1848年二月革命，推動了為無產者利益說話的社會主義學說的誕生，用約翰·密爾的話說，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沒有財產的階級而主張利益的現象。晚年具有社會主義關懷的密爾這樣說，事情到了今天，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財產階級思想主張的正當性。
在國內秩序層面，按照費納在《統治史》中的說法，整個18-19世紀就是歐洲國家危機四伏的200年，一輪危機接著一輪危機，一場危機的解決是誘發新危機的肇因。200年的危機意味著什么?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實在難以想象。200年間，是一個降解特權、平等權擴大的國內秩序重組的長周期，其中的階級沖突和社會矛盾之激烈不難想象。即使是一直被視為和平漸進變革典范的英國，當邁克爾·曼在《社會權力的來源》中談到英國19世紀中葉的沖突時，他說必須改變“和平漸進”的看法，因為這一時期的流血沖突、社會犯罪空前激烈。英國尚且如此，誑論其他國家政治沖突的激烈程度了，法國政治動蕩和流血斗爭是周期性的，德國魏瑪共和國即自由民主政治的失敗導致更為慘絕人寰的法西斯主義的種族滅絕。就是在這樣一個一波又一波的危機中，工人階級的基本主張之一普選權逐漸實現了，但最終并沒有因此而實現社會主義。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帶頭學者日瓦斯基(Adam Przeworski)的一個重大發現是，歐洲社會民主黨人原來指望通過普選而占據議會，通過階級立法而實現社會主義，但是在實踐中根本行不通，因為階級立法必然會有損企業界、資本家的利益，他們會用腳投票，由此導致的經濟下滑會使社會主義者在下一次大選中落敗，因此最終也不會實現理想中的階級立法和社會主義。這樣，社會主義運動推動的選舉權也不能改變資本主導的元秩序，再加上憲法政治第一位的重要性，西方國內秩序重組中至多是增添點社會主義元素，諸如平等權和社會福利，基本秩序得以維持。即使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政黨，比如社會民主黨，其運轉方式也沒有改變組織鐵律即“寡頭統治鐵律”。這樣，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政黨依然是一種等級制的寡頭政治，更不要說改變整個政治結構了。長達兩個世紀政治沖突后所達成的平衡，至多是一種混合制狀態，固有的寡頭政治結構不變，憲法第一和資本宰制不變，社會主義學說的一些主張如選舉權和社會福利被體制吸納。
在歐洲的“世界秩序”層面，雖然拿破侖戰爭以后經歷了一百年的長和平周期，但是這種和平之下卻是暗流涌動。正是因為社會主義學說的指導，從19世紀下半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幾乎是在整整一個世紀的長周期里，西方國家的工人運動風起云涌，“第一國際”、“第二國際”都是全歐洲范圍內的工人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德國爆發了社會主義革命。洛克式自由主義帶來國內治理危機，按照卡爾·波蘭尼的看法，國內危機直接誘發了兩次世界大戰。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是世界戰爭的產物，蘇聯通過“第三國際”而支持世界革命，中國等一批新興國家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世界由此而劃分為自由主義民主陣營和社會主義民主陣營。
三、民族主義民主與世界秩序的重構
自由主義民主不僅催生了社會主義民主，也直接是民族主義民主的助產士。但是，民族主義民主有兩個有趣的故事：一是與社會主義民主相呼應，肢解了洛克式自由主義民主一統天下的西方殖民體系；二是借助于自由主義民主并與之結合，瓦解了社會主義陣營。因此，民族主義民主是自由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斗爭的延續，并進而成為一種重構世界秩序的民主形式。
民族解放運動源遠流長，從德國、意大利到美國獨立和南美解放運動，都可以算得上民族解放運動。但是，它們在本質上是建國運動，而且并不是以民主為建國目標。所以，本文所說的民族主義民主，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今天的民族解放運動或民族民主運動，因為無論是二戰后的民族民主運動，還是冷戰以后的民族主義運動，都與民主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并且往往以民主共和作為建國目標。這是世界民主政治的轉折點，因為過去民主只是一種國內政治概念，而且是一種不受歡迎的理論，現在民主一躍而成為主流思想，轉而成為世界上新興國家都要建立的政治制度。
二戰后冷戰時期的民族主義運動在理論上應該歸功于前述的列寧的民族自決權思想和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在19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把世界十億以上人口的大部分地區變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這個背景下，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列寧把社會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聯系起來，主張民族自決權，在政治上給殖民地民族分離自由，給建立分立國家的自由，并把民族自決權提高為“社會主義原則”。主張民族自決權的新生蘇維埃政權，不僅主動放棄沙俄的殖民地，還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力挺中國，反對將戰勝國中國的膠東半島由德國分割給日本。就是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中國的知識分子由過去的親美開始親俄，知識界的左翼思潮開始興起。著名的“威爾遜十四條”也同樣主張民族自決權。1918年1月8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美國重建戰后世界秩序的綱領性文件即《十四點計劃》中，承認了奧匈帝國、巴爾干半島的各民族有自決權，宣布“我提出的所有方案貫穿著一條明確的原則，它是對所有人民和民族的公正原則，每個民族無論強弱，都享有自由和安全的平等生活權利”。比較而言，同樣主張國家關系平等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的美國，在實際行動上并不如蘇俄那么徹底，在一戰后依然和西方列強一道重新安排世界。
蘇美的主張相同，但行動上大相徑庭，從而產生不同的結果。由于蘇聯的言行一致，冷戰時期的民族解放運動往往與社會主義革命運動聯系在一起。結果，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一部分的民族解放運動，又稱為“民族民主運動”或“民族民主革命”，這一民主性質被寫進新興民族國家的絕大多數共產黨和革命民主黨的綱領性文件中。例如，1978年熱帶和南非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其《爭取熱帶和南非國家的自由、獨立、國家繁榮和社會進步》的總結文件中曾指出，“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國家所實施的措施不僅具有反帝的性質，而且具有反資和前社會主義的性質……今天提到非洲大多數國家日程上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民族民主革命。”[8]
正是因為這一時期的民族民主運動與社會主義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無論是蘇聯和中國當時如何分裂，事實上它們都在各自致力于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最終，新興民族國家在亞非拉的批量出現，使得殖民主義體系得以徹底解體，根本性地動搖或改變了西方統治世界的歷史格局。
這是“民族主義民主”的第一個故事，即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而反對帝國主義和肢解西方霸權的故事。“民族主義民主”的第二個故事則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和冷戰后，西方國家利用“民族主義民主”肢解社會主義國家和推動民主化的故事。歷史就是這么詭異。
冷戰時期盡管存在大量的民族主義問題，但兩極世界的安全需要超過一切，民族主義因而在各自陣營內部得以壓制下來。但是，當冷戰結束后，被壓制已久的民族主義以井噴之勢爆發出來，亨廷頓筆下的“文明的沖突”歸根到底就是民族之間的沖突。如前，民族沖突恰逢第三波民主化，使得民族主義順理成章地冠于民主之名而成為新式的“民族主義民主”。
在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化和透明化政治多元化改革中，民族主義首先撕開國家解體的口子。公開性和民主化必然導致多元化。多元化既是民族分離主義崛起的原因，也是民族分離主義的結果。蘇聯建國以來一直面臨嚴峻的民族主義問題。在蘇聯的“國事犯罪”中，有3/4是因“民族主義”入獄的。就是在這種條件下，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卻異口同聲地宣稱，蘇聯民族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并且是“徹底和一勞永逸地解決了”，[9]戈爾巴喬夫在改革的初期也不斷重復其前任的判斷。[10]由于長期以來的自欺欺人，這個可能威脅蘇聯國本的問題被束之高閣，戈爾巴喬夫也根本沒有意識到在公開性和民主化過程中民族問題的嚴重性，結果民族分離主義一發而不可收拾。比如，1989年4月格魯吉亞首都帝比利斯因民族主義運動而發生了嚴重的流血事件，為此戈爾巴喬夫、蘇共其他領導人和地方領導人均互相推諉，不愿擔當責任。蘇共領導層和蘇聯社會的共識是，必須用“民主的方式”處理包括民族問題在內的國內政治問題。[11]此事成為蘇聯民族問題的分水嶺，結果受到民主化推動的民族主義，迅速成為一支肢解蘇聯的勢不可遏的力量。1990年春天，波羅的海三國宣布獨立，與蘇聯展開“主權戰”和“法律戰”，這意味著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蘇聯開始走向失敗。從1990年春天波羅的海三國宣布獨立到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三國簽訂宣布蘇聯解體的“明斯克協議”，其間不到2年的時間。
南斯拉夫的解體更是民族主義民主的最好的注腳。本來和諧共處于一個村莊、彼此通婚的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人，在民主化中突然變成不共戴天的仇人和“種族”，“穆斯林”被建構出來，因而也出現了野蠻的對穆族的種族屠殺。千萬別說巴爾干半島的種族沖突與民主無關。
民主化催生了更多的試圖分裂國家的民族主義即民族分離主義運動，非洲一些國家飽受因種族認同而導致的戰爭之苦、甚至種族滅絕，俄羅斯依然有車臣問題，中國的“疆獨”也是這個世界政治的一部分。
曾經并不那么強大的美國呼吁國際關系的平等化民主化，對抗社會主義民主的自由主義民主最終以勝利者姿態出現，并利用民族主義民主而戰勝了對手。但是，正如民族主義民主曾經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盟友而后來又成為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敵人一樣，民族主義民主也不會是自由主義民主的永恒朋友。在民族主義民主強大的地方，都是與宗教極端勢力密切結盟的地方，因而事實上是一種宗教民族主義。不僅如此，宗教民族主義中混雜了難以區分的恐怖主義勢力。鑒于此，受到美國支持而成長起來的民族主義民主，最終又成為反對美國的敵人。卡扎菲被干掉了，但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卻死于恐怖襲擊，利比亞陷于部族政治紛爭。美國不喜歡親伊朗親俄羅斯的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但是美國也只是半推半就地支持反政府勢力而不敢貿然推翻阿薩德政權，因為敘利亞的情況比利比亞更復雜也更危險，反對獨裁政權的力量并不必然是文明的民主力量，甚至是一種比現行政權更野蠻更血腥的邪惡政治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