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　丁元竹

　　“學以致用”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

　　（一）架起學者和政府之間的橋梁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費孝通是較早探索科學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間關系的學者之一，他對這個問題的最早思考始于20世紀30年代。費孝通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踏上社會研究征程，這恰恰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革命時代。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化和科學運動喚起了無數中國人對民族、文化、科學和發展等重大問題的重新思考，探索中華民族的出路成為中國人的共同價值取向和行為選擇。到20世紀30年代，這種自我反思由表層深入到內部，由一般表象深入到內在規律，人們不倦地去尋找中國所特有的發展道路和發展趨勢。20世紀初以來，一輩輩先賢堅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學術信念，以“學以致用”的治學方法實現著民族復興的夢想，學術研究和政策探索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流淌的血液，體現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動力和活力，其背后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所特有的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

　　“學以致用”是費孝通治學的基本宗旨，也是他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初衷。20世紀30年代，他從東吳大學醫學系轉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原因就是，他發現醫學僅僅可以治愈個體身上的疾病，而社會學可以從社會入手醫治社會問題，根治社會疾病。從此也就開啟了他探索中國發展及其出路的長達75年的研究歷程。支持費孝通始終如一從中國實際出發來探索中國城鄉發展的是，他始終認為中國社會有其獨特性。在中國國情下，進行創新和推動中國實現現代化是費孝通傾其畢生精力的追求，“行行重行行”就是其學術思想的生動寫照。

　　1979年，費孝通受命恢復中國社會學。在恢復社會學初始，他就提出了建立邁向人民的社會學和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基本構想，他特別強調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社會服務功能。研究費孝通有關決策咨詢的理論和方法對于當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工作具有一定參考價值。費孝通是一個學者，也是一個政治家；他是一位教授，也是一位國家領導人和社會活動家。在這樣的學術和生活環境中，他把學術研究和政策咨詢有機結合起來，并在這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他的各類著述中，《小城鎮大問題》是費孝通把自己長期的理論思考與中國實踐發展有機結合的典范。1983年，《小城鎮大問題》的發表，為剛剛恢復的中國社會學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開辟了邁向人民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路徑，大大拓寬了這門學科的發展空間。經濟學家王于描述道，“1984年上半年，小城鎮問題一時成為農村改革領域內的熱門問題，其中為人們談論得最多的便是費孝通教授的著名文章《小城鎮大問題》”。1983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談到費孝通的《小城鎮 大問題》一文時說，費孝通是一位有專長的學者，《小城鎮大問題》持之有據，言之有理，能給人以一定的啟迪。毫無疑問，30多年過去了，“小城鎮”依然是中國城鎮化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大問題。

　　在現代決策體系中，決策咨詢是決策和科研之間的中間環節。費孝通對于小城鎮的分析就是建立在綜合分析的基礎上。小城鎮問題之“大”，大在它觸及到中國人多地少這個根本性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期，費孝通做了一系列研究，在對蘇南、蘇北等地的小城鎮進行“卷地毯”式的調查基礎上，陸續寫出了《小城鎮再探索》、《及早注意小城鎮的環境問題》、《小城鎮的發展在中國的社會意義》、《小城鎮 蘇北篇》以及《小城鎮新開拓》等著述，逐步明晰了小城鎮的發展脈絡和趨勢。

　　（二）建設新型智庫是知識分子新時期的歷史擔當

　　智庫是由有專長的智囊組成的決策咨詢機構。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日趨復雜的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和平崛起，科學決策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議題和學術理論界的重要課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眼下，各高等院校、學術機構和決策咨詢機構都在積極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問題。打造世界一流智庫正成為一些研究機構的建設目標。實現這些目標，有關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理論和方法等重大問題理應提上議程，亟待突破，不能回避。如果說，20世紀初中國知識界對于決策咨詢的探索是基于對中國前途命運的深情關注和自覺求索，那么21世紀加強新型智庫建設則是在推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中國知識分子必須承擔的學術擔當和歷史使命。

　　決策咨詢是科研和決策之間的一個中間環節

　　（一）科研在先，決策咨詢在后

　　1936年，在《社會研究能有用嗎？》一文中，費孝通對政策研究和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初步探索，他提出“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給正確詳盡的事實，是研究者的不能盡責。”這要求學者、研究者首先要以科學態度研究清楚事實及其本質規律，為決策提供堅實的事實。

　　做好決策咨詢工作需要處理好一個重要關系，這就是，要理順決策咨詢和與決策咨詢有關的科學事實之間的關系。決策咨詢主要是提出對策建議，科學研究主要是發現事實，弄清真相，揭示規律。對策建議是建立在對事實、真相和發展規律認知基礎上的。決策咨詢建議要求決策咨詢的主體，決策咨詢研究人員，必須掌握相關的事實。這些事實可以通過自己的科學研究獲得，也可以在別人研究基礎上通過歸納和概括獲得，通過各種途徑把握問題的真相和規律，一句話，決策咨詢必須建立在堅實的事實基礎上。從科學研究的角度看，決策咨詢人員需要和科研人員一樣，堅持研究中的價值中立，不帶有任何傾向性，首先把事實搞清楚，把握研究對象的客觀規律和真實面目。通常，決策咨詢工作者可以根據大量不同學科對于同一問題的研究進行綜合分析，在更高層次上把握事實真相，因此，決策咨詢帶有宏觀性、綜合性和概括性。綜合性和概括性并不排除決策咨詢工作者對于某一問題和事實進行深入分析和實地研究，尤其是實地研究最為重要。概括性和宏觀性的研究往往會停留于表層和大勢上，而實地研究可以使決策咨詢工作者找到問題的根源。決策咨詢就是要在了解這個真實世界的基礎上按照人們的意志去改變這個世界，告訴人們怎樣去解決發展中面臨的問題。通常，優秀的決策咨詢是帶著問題和理論去認識并告訴人們這個真實世界的。盡管決策咨詢工作者的工作性質帶有概括性和宏觀性，但是，新型智庫建設要求決策咨詢工作者必須具備較高的理論素養和學術功底，必須對現行政策有深刻了解和掌握，對現實問題深入實地研究。只有具備這些素質和素養，決策咨詢者才能敏銳地抓住問題的實質和發展趨勢，在大量研究成果中發現決策所需要的事實支撐。這也是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新型智庫向高端性和專業化發展的重要原因。

　　（二）決策咨詢要綜合專門學科的研究

　　決策咨詢要求的科學研究必須全面深刻，不可以偏概全。尤其是要處理好學科研究與全面分析之間的關系。這就要求專門學科把主要精力放在對各個領域具體問題的厘清上，尤其是從自己的專業眼光和視角提出對問題的深刻分析。決策咨詢則是對各個學科基礎上的知識進行綜合和分析。相對于各個專業學科，決策咨詢需要決策咨詢人員擁有綜合素質和綜合分析能力。在這點上，費孝通在20世紀80年代的小城鎮問題研究中就看得非常清楚，對我們在當前理解學科建設與決策咨詢的關系仍有重要意義，他談道，“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不等于消除了可能的片面性，每一門學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專家，其片面性或許會越大”。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決策者越來越需要建立在實地研究和大數據基礎上的決策咨詢支持系統的幫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對決策咨詢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進行研究思考，這是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前提條件。檢驗決策咨詢成果的根本標準是看它們是否能夠提出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拿出解決問題的政策措施，并能引導實踐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尤其使政策不僅有現實性，更有前瞻性，不至于為下一代人帶來決策障礙和發展難題。這應當是水平相當高的決策咨詢和決策。

　　（三）決策咨詢是科研和決策之間的一個中間環節

　　綜合分析是決策咨詢的重要特征。針對現實中提出的問題，在研究和探索中進行理論解釋、歷史分析、實地驗證。通過理論分析來尋求問題的本質解釋，通過歷史分析來解釋同一問題在其他國家是如何解決的，以求得啟發；通過實地研究尋求現實中問題的感性理解。把這些要素結合起來，就是決策咨詢。蘭德公司就是走了一條綜合研究的道路。隨著美國空軍“向蘭德指派或提議的任務越來越多，全職職員也日漸增長，使得蘭德成為一個以各大學各學科顧問為基礎的跨領域研究機構”（（美）亞歷山大·阿貝拉：《白宮第一智囊》，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12頁）。但是，蘭德公司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影響又使我們不能不深入研究其方法。蘭德作為美國國家決策機構最引人注目和最有爭議的方法就是其系統分析方法的使用。在對蘇南小城鎮的調研過程中，費孝通發現，“為了不使決策陷入片面性，在決策和科研之間應當有一個中間環節。這個中間環節就是綜合各個學科對某一事物的認識，進行‘會診’，然后才向決策機構提出若干建議及論證”。當前，教育部等有關部委正在推動的2011國家協同創新中心建設就是類似的嘗試，應當堅持下去，及時總結經驗，力爭在協同上取得成果，在創新上有所突破，為推動國家現代化發展盡職盡責，為建設新型智庫創出一條路子來。費孝通強調決策咨詢不僅要把學科之間的認識綜合起來，還要把現實發展中的各種要素有機聯系起來。把城和鄉有機結合起來始終是費孝通思考和探索的問題，也是他能夠抓住小城鎮大問題的原因。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要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

　　（一）中國特色首先要研究“可以生長出新東西的舊事物”

　　費孝通強調，“要真正懂得中國的特點，并根據這些特點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就要研究可以生長出新東西的舊事物，甚至要用舊形式來發展新事物，最終使舊的轉化為新的”。懂得中國的特點就是了解中國國情。中國的特點，正如費孝通一直強調的，人多地少。要做活人口這盤棋，一是要發展小城鎮，二是要開發西部。在發展小城鎮問題上，他建議把“離土不離鄉”和“離鄉不離土”兩種方式作為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兩條具體途徑來開展研究。當前方興未艾的新技術革命賦予這兩條道路新的內涵。“可以生長出新東西的舊事物”就是基于中國的基本國情和固有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來推動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就是要在中國基本國情基礎上創新，探索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費孝通對于小城鎮的認識本身就是一個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說明了科學研究和決策咨詢是一個持續互動的過程，在實踐中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又在新的實踐中提出更新的問題，這是一個不斷積淀的過程，也是決策咨詢的基本規律。30多年前，費孝通已經看到，“工業規模越大，越能趨向合理化，這是國別的經驗。我們不該不假思索地把它搬過來。我們首先要考慮到怎樣在發展工業中解決廣大農村中居民的生活問題，而不應重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農村破產的老路”。他這里講的工業規模是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征，機器大生產和規模化經營。在此基礎上產生勞動力的集中、人口的集中、生活方式的集中，這就是人們通常理解的城鎮化。針對中國特有的問題，費孝通主張中國不要簡單重復發達國家的道路和簡單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中國在自己的發展中始終要以人民的生活為中心，這也是他的成名作《江村經濟》的基本思想，對于我們當前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仍有重要啟迪。

　　（二）新型智庫在實踐中不斷創新

　　從決策咨詢到決策執行是一個系列的、聯系的過程。現代決策中，“政策在實踐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客觀事物發生了哪些變化，這又給研究部門提出了新課題，于是上述過程又重復進行。實踐、科研、咨詢和決策四個環節的循環往復體現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費孝通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經過江村調查、云南調查、以及后來數訪江村和對于小城鎮的“卷地毯式”的調查，不斷發現小城鎮發展中的問題，不斷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思考。實踐在不斷發展，費孝通的研究和認識也在不斷發展，他的有關小城鎮的思考和建議也在實踐中不斷調整。在現實中，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