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體制面臨無所作為的窘境
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咨詢委員會主席 龍永圖
從微觀層面講,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涉及人才的國際化、企業的國際化以及資本的國際化等多個層面。但在討論這些具體層面之前,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全球化在宏觀方面的重大趨勢。
就我所熟悉的經濟領域而言,表面上看全球化確實處在倒退之中,國際貿易體制正在被空前削弱,世界貿易組織從未像現在這樣弱過。與此相反的是,現在各種雙邊多邊自貿協定、區域貿易集團和區域貿易安排蓬勃發展。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其中很多貿易協定都缺乏開放性和包容性,TPP就是其中一例。那么,這種區域貿易的發展會不會是短暫的退一步、進兩步,將來還是重回推進全球化的主流呢?這可能還有待觀察。
不僅經濟和貿易領域如此,整個全球化體制現在也是這個樣子。聯合國成立70年來,西方國家一直在削弱聯合國組織。尤其是在無法控制聯合國以后,它們搞了七國集團、二十國集團等。可如果大家都這么做,就會形成一種循環,使全球化體制變得毫無作為,這對全球化肯定是極大的打擊。
總的來看,現在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名聲并不是很好,某些世界性重大貿易或金融會議舉行時經常引發舉辦地民眾的游行示威。這就反映出一種奇怪現象,即在西方發達國家中,一些工人階級或普通民眾是反對全球化的,真正支持全球化的是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大的商業利益集團。那么,類似西方這種反全球化浪潮,未來是不是也會發生在中國呢?要防止這類事情發生,我們需要研究如何切實夯實全球化在民眾中的基礎,而不僅僅是體現在政府的努力和支持層面。
“走出去”的中國要警惕封閉慣性
原中國駐法大使,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顧問 吳建民
第一,雖然全球化進入了新階段并且面臨困難,但我認為其大趨勢不可逆轉。一個明顯例證就是,1991年蘇聯解體時很多人感到震驚,覺得這么大一個國家就這樣完了,將來怎么辦呢?可誰都沒想到,蘇聯解體之后形成了全球統一市場。回顧過去20多年的歷程,1991年全球GDP是23萬億美元,去年則達到了大概74萬億美元,這就是全球化大發展之路。
第二,中國企業正在“走出去”,這是中國參與和推動全球化的具體行動。對此我想強調一點,那就是必須重視歐洲,這也是亞投行給我們的眾多啟示之一。設想一下,如果亞投行沒有14個歐洲國家加入,還能叫成功嗎?美國國內有人說未加入亞投行是個錯誤,但若歐洲國家也沒參加,美國人還會有這般反思么?
當然,歐洲確實面臨著不少問題,比如現在金融危機中心仍在歐洲;歐洲代議制民主陷入危機,希臘危機就是從代議制民主危機開始的;歐洲的福利社會包袱背不動了,而且改起來也很難。但這不能構成我們輕視歐洲的理由。對于中國崛起,美國的警惕性要遠遠高于歐洲。根據我在歐洲工作長達15年的感覺,歐洲國家在科技領域比美國、日本對中國開放多了,比如中法兩國搞了P4實驗室,那是非常先進的,在美國那里根本不可能。現在歐洲盡管面臨困難,但其潛能不可低估。
第三,警惕封閉慣性。陰謀論近年來在中國輿論界非常盛行。比如在全球產業鏈問題上,總有人說中國處在低端,掙的都是血汗錢,而大錢都被人家掙去了。這些言論乍聽起來振振有辭,但其指向基本就是說改革開放錯了,接下來的邏輯可能就只有關門了。中國在歷史上大多時期都處于封閉狀態,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中國出現的494個皇帝除個別外眼睛都是向內的,而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眼睛向內、不看世界,現在的中國千萬不要低估這種封閉的慣性。
對于外來威脅,我們當然還是要重視,畢竟過去我們因此吃過大虧,但在對其進行估量時要實事求是。如果我們在夸大外部威脅的基礎上封閉起來,那對自身非常不利。根本上講,外因通過內因發揮作用,如果內部出現問題,關鍵還是在于我們自身。簡單說是外國人搞的陰謀而自己不想辦法解決是不行的。封閉這種慣性害人害己,現在中國企業正在大規模走向世界,但封閉慣性的危害仍然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加強內部制度建設適應全球化新階段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 鄭永年
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形勢很好,但現在卻遭遇了困境,這主要是因為歐美國家在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開始搞一些經濟上的民族主義。過去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化,并實現了跟國際接軌。但現在國際局勢發生變化,中國也需要為此做出主動調整,尤其是在內部制度的設計和建設方面。
對于中國在全球化時代的崛起,總體而言我是比較樂觀的。但要想發揮這種潛力,使其轉化成為實際成功,還是需要中國做好內部制度的設計和建設。談到中國崛起,我總想到明朝。其實明朝最初是積極走向世界的,比如當時朝廷下令開展的鄭和下西洋。除了政府層面,民間在這方面的能力也很強大,當時東南福建地方的海商就是如此。但明朝后來推行的錯誤政策使中國失去了海洋的機遇。
任何制度設計都要根據本國國情,不充分了解國內情況,相關制度不可能完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為例,它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不一樣,跟亞洲或其他國家也不一樣。這套制度很有獨特性,這與適合新加坡國情的細致設計密不可分。
除了設計本身,對于制度的建設和調整也要根據實際情況適度及時跟進。在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那些極具智慧的企業家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將西方先進經驗與中國具體國情和實踐經歷結合起來,打造符合自身且能促進自我發展的良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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