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7歲的分年齡遷移率的具體數據和更細致的遷移流動模式還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是可以有理由判斷，我國人口大遷移流動過程中的嬰幼兒和兒童遷移表現出一些特點：一是總體上兒童的隨遷率較低，帶來較為嚴重的留守兒童問題，帶來兒童和遷移流動父母生活的分離。二是留守兒童問題實際上存在兩類留守，不僅有父母遷移流動以后子女留鄉的留守，也有兒童隨父母流動以后返鄉就學的留守。兩類留守兒童的年齡結構、生活安排和兒童發展面臨的問題有著不一樣的特點。嬰幼兒和兒童在成長期中的家庭分離和留守是值得關注的，而日益增多的流動兒童的返鄉留守同樣值得重視，他們的學業問題、心理問題、家庭問題和發展問題結合在一起，激發出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哪些從城市返回到農村讀書的留守兒童，感受到城鄉的巨大差異和無法在城市繼續學習和發展的不足，他們的挫折感表現得更加明顯，有的時候帶來的社會問題還更加顯著。

　　兒童留守和遷移流動家庭的理性選擇

　　對于人口遷移流動過程中的兒童留守，在邏輯上的吊詭之處在于，留守兒童和家庭分離在各種意義上都是“不合理”的，而實際上“留守”卻還是遷移流動家庭理性選擇的結果。新遷移經濟學認為家庭遷移決策是家庭理性選擇的結果，這種理性選擇并不僅在于獲得最大化的利益，也在于通過遷移決策來分散家庭生活的風險，提高家庭在社區中的處境和地位。因此在城鎮化的遷移流動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的留守問題，造成家庭生活的分離，在他者來看似乎是家庭的不幸，但是在家庭自身來說這是遷移流動家庭“最優的理性選擇”。遷移流動人口家庭對兒童留守安排的理由在于：

　　第一，移民父母本身對在城市生活的預期是模糊的、不確定的。他們在城市就業和工作，但是卻很難融入城市和實現在城市內的市民化。城市體系缺乏對移民的制度接納，居住社區中也并不能提供良好的融合環境，移民因此缺乏在城市生活的長期預期。在一些流動兒童居住的社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足，并不一定有利于兒童的健康成長。兒童所在的居住環境和社區生活本身對于兒童成長具有影響，因此移民家庭如果不能在城市實現穩定居住和穩定工作，他們的孩子隨同遷移可能是更加不利的家庭安排。對于選擇留守兒童的家庭來說，他們內在認為這種家庭分離是更有利于子女和家庭生活的，至少他們認為這樣比在城市社區生活總體更加幸福。不少父母對于在城市就業和居住只是作為暫時的“打工”，他們明白在無法繼續工作的時候就只能被迫回到農村，因此他們努力盡量地節儉開支，將城市就業作為未來在農村生活的資本積累。如果父母只是將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作為一種暫時性的狀態，往往會放棄攜帶子女進入城市。

　　第二，農村家庭為了實現家庭財富積累，寧愿或者不得不選擇家庭分離的外出遷移。由于農村農業勞動收益率極低，農村人口不得不通過外出遷移流動獲得家庭財富的積累。遷移流動人口務工經商的經濟收入已經成為我國農村人口收入增長的最重要途徑。在這個意義上，鄉城遷移是被農村落后的勞動生產率和極低的經濟收入“推出農村”的。在遷移流動人口中，80%以上的遷移流動人口是勞動力人口，務工經商和財富積累是他們遷移的主要目的。為謀生而遷移，使他們不得不放棄部分的家庭生活。研究表明遷移流動人口的儲蓄率遠遠高于本地人口，他們儲蓄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其流出地家庭的生活和在社區中的地位。

　　第三，兒童與父母共同遷移會使移民家庭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提高，而流動家庭缺少在城市展開家庭生活的充分能力。兒童的學齡前教育、幼托服務的成本較高。義務教育階段如果不能進入公辦學校，也只能選擇成本更高的民辦學校。如果兒童隨父母流動，流動人口家庭在城市生活的住房開支、生活開支、保障和健康成本、社會交往成本都顯著提高，這種成本之高，有的時候甚至高于家庭生活運行的能力。如果我們看到城市中畸高的住房價格，而流動家庭也基本無法得到城市公共住房的保障，因此住房因素就客觀限制了相當多數家庭子女和父母的共同生活。相對于在城市生活更高的各種成本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移民家庭往往認為家庭分離的生活安排是更加合理的生活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