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遷移流動家庭的父母基本都是務工經商的勞動力人口，在工作和家庭的時間安排失衡，使他們缺乏照顧兒童的時間。城市流動人口中的80%以上都是勞動力人口，同時具有極高的勞動參與率。流動人口的平均每周工作時間達到60小時，遷移流動人口的工作時間和勞動強度很大，使得他們幾乎沒有時間來照顧隨遷的流動兒童。在這種情況下將子女放回故鄉由祖父母照料成為一個典型的家庭生活安排。

　　第五，兒童在鄉村留守是子女通過教育實現未來發展的基本途徑。從1990年代以來，城市在遷移流動人口子女的義務教育服務有了較大進步，但是教育體制的中考和高考對于流動兒童仍然存在顯著限制。教育權利的不平等實際上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兒童返鄉。一些優秀的流動兒童如果要繼續教育和發展，就只能回到農村流出地學校參加高中教育和高考，因此在進入初中以后流動兒童返鄉的情況增加，并引起了11歲以后兒童隨遷率和凈遷移率的下降。城市教育體制的不公平阻礙了流動兒童向上流動的渠道，逼迫兒童回到流出地繼續尋找教育機會。一些城市對流動兒童已經開放了職業學校的發展通道，允許非戶籍流動兒童可以進入當地的職業學校，但是職業教育很大程度上并不一定能夠支持流動兒童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的人生期望，迫使部分優秀的兒童不得不回到流出地的學校，或者這些兒童離開教育體制過早地成為“第二代的農民工”。更值得擔憂的是，近年來一些大城市和巨型城市還采取“教育控人”的措施，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標準來錄取小學和初中人口，數據表明這樣的措施還確實地起到了“控人的成績”。當城市中3500萬流動兒童中的幾十萬、幾百萬兒童在這種“教育控人”的機制下不得不成為新的留守兒童，對于特大城市人口規?？刂扑坪跏且环N“工作的成績”，對于家庭來說也確實是促進兒童成長的“最優選擇”，但是對于社會平等和社會進步來說，不能不說是一件值得感嘆和悲哀的結局。

　　因此，從他者來看兒童留守是一種家庭生活的分離，是一種不合理的家庭選擇，但這樣的家庭遷移決策還恰恰是基于家庭自身對流出地和流入地、對當下和未來、對家庭和社會、對制度安排和個人成長進行整體判斷后的“理性選擇”。從這個角度來看，留守兒童問題不是遷移流動人口的家庭選擇錯了，而是在制度和社會環境因素帶來對家庭決策的扭曲。

　　為了要減少子女和遷移父母家庭分離的生活模式，加快推動與上述因素相關的制度改革和社會環境建設顯得日益迫切。第一，需要通過推動遷移流動人口的市民化、增強其在城市社區的社會融入，從而改變其在城市穩定工作和穩定居留的預期；第二，需要加強新農村建設提高農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福利，并盡快地減少城鄉發展失衡，盡快地推動城鄉一體化；第三，需要在城市中加強對遷移流動家庭的公共服務，包括教育、保障和住房服務，從而減少遷移流動人口在城市生活的成本；第四，需要城市的就業部門對遷移流動人口提供更加以人為本、以家庭為本的經濟就業安排，規范勞動時間，完善對流動兒童的幼托服務，保障勞動者的工作就業和家庭生活的平衡；第五，需要在城市中提供幫助流動人口融合和發展的制度安排，包括加強教育培訓機會，逐步為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實現公平平等對待。這樣的制度和社會環境建設有利于改變家庭遷移決策，逐步實現遷移流動、家庭生活和子女發展的有機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