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顧理平

　　隨著《網絡安全法（草案）》近日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公民的信息安全問題再次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公民的信息安全主要涉及身份信息及財產信息，對這些信息的有效保護是法治社會的應有之義。

　　身處“隱私不保的年代”

　　科技的進步和網絡時代的到來，讓現代公民越來越多地享受到了科技應用帶來的便捷和快樂：小網絡中的大世界、鼠標點擊中的大便利、云存儲中的大數據……而與之相生相伴的，則是前所未有的信息傷害：從短信騷擾到電話騷擾，從垃圾郵件到黑客攻擊，從身份失密到財產損失……大數據為公民信息傷害提供了極大可能。除了從不使用通訊工具和網絡設備的人外，現代人幾乎個個都是透明人。智能手機可以準確地記錄使用者所有的活動信息和通訊內容，網絡可以留存公民所有的使用信息，包括瀏覽痕跡、購物習慣和產品價位等等。而這些數據一旦因為各種原因落入非法者手中，信息傷害就會由潛在可能變成現實存在。于是，“被遺忘的權利”被人們反復提起。

　　“被遺忘的權利”是公民隱私權——不被知曉的權利的一種發展和進步，是隱私權內涵的進一步豐富，或者可以說是大數據時代隱私權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但是，大數據時代“被遺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數據被善意記錄或惡意保存都十分便捷，而對這些數據的不法使用，則會使公民陷于不法傷害之痛中。英國學者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庫克耶在其所著的《大數據時代》一書中明確指出：“亞馬遜監視著我們的購物習慣，谷歌監視著我們網頁瀏覽習慣，推特竊聽我們心中的‘TA’，臉書似乎什么都知道，包括我們的社交關系網。進行大數據分析的人可以輕松地看到大數據的價值潛力，這極大地刺激著他們進一步采集、存儲、循環利用我們個人數據的野心?！?/p>

　　這種描述基本反映了我們所處時代個人信息所處的個人場景：“被監視”不僅表現為現實生活中遍布的探頭，也表現為網絡世界的各種信息存儲。我們并不反對合理的監視（如公共場所的攝像頭），也會主動地在合理的范圍內去監視他人（如私家車上的行車記錄儀），但我們反對這些數據的非法使用。有人說，“網絡是有史以來最駭人聽聞的間諜機”，我們身處“隱私不保的年代”，我們面臨“赤裸裸的未來”……那么，人們視作安全之盾的法律，還能保護我們的信息安全嗎？

　　提升全體公民信息安全感

　　當人們陷于信息被侵犯的苦痛之中時，首先想到的當然是求助法律。但是，網絡與大數據畢竟是一種新興的技術，在其發展過程中，國家雖然根據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制定了一系列網絡法規和政策，但并無專門規范網絡安全尤其是公民信息安全的法律，這導致對公民信息安全的保護捉襟見肘。

　　《網絡安全法（草案）》中提出的原則，為公民的信息安全劃定了一條最基本的保護底線：第一，明示原則。網絡運營者收集和使用公民的信息除合法、正當、必要這樣一些基本要求外，還必須明示，即告知收集的方式和使用范圍。在公民信息保護過程中，明示原則十分重要。無論是身份信息還是財產信息，都屬于公民的隱私，但這些隱私在現實生活中時常會被觸及。作為隱私主體的公民有權決定在何種范圍內以何種方式公開自己的隱私。所以，網絡運營者的明示對公民而言十分重要。公民可以根據明示的內容，作出自己的行為選擇。第二，合理使用原則。公民的信息在特定的范圍內當然可以被收集和使用，但必須在限定的范圍內使用，不得隨意擴大知曉和使用范圍。公民個人信息被使用的范圍是十分廣泛的，但這些使用必須被限定在“合理”的范圍。譬如，公民在商場辦理貴賓卡時，需要提供身份信息，隨后的購買行為還會涉及消費習慣，但這些信息的記錄和使用只能限定在公民在本商場的消費行為中，不能用于其他行為，更不能以此牟利。第三，保護原則。這里包含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對公民信息的儲存、保密、客觀記錄（不得篡改、損毀）以及發生信息泄露操作后的救助措施等。這三條原則的確定對公民信息的保護無疑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一旦這部法律得以正式頒布，將極大地提升全體公民的信息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