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詹丹

　　每年的上海高考語文作文題，不僅是市民百姓的談資，也足以影響全國語文寫作教學和命題走向。

　　盡管今年的上海高考閱卷工作早已順利結束，但圍繞高考作文命題的爭論一直在持續。從命題者、閱卷者到一線語文教師、資深教研員，以及長期從事語文教育研究的大學專家學者……業內人士面對蘊藏在高考作文命題背后的一系列“大問題”，觀點爭鋒激烈。

　　對考場出現的“三假作文”到底怎么看？高考作文命題是否已進入“拐點”？（相關內容請參看文匯報7月3日6版《文匯教育》專刊）把中法高考作文題放在一起比較有沒有意義？……本期，又有學者撰文，對語文作文的評價標準提出了真知灼見。本刊也繼續歡迎關心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學者專家加入討論。

　　高考作文涉及的寫作材料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事實性材料，一類是思辨性材料。在近年來各省市的材料作文中，出題者提供思辨性材料較為普遍，而上海卷更顯特出，今年的作文題“和諧的自我”也不例外。

　　對此做法，有人質疑說：恰恰是因為出題者提供的材料已包含了思辨性，使得學生的思辨空間被擠占，學生充其量只能在已有的思辨框架中完成一道問答題。針對這種思辨性材料的所謂“明顯缺陷”，有一些專家提出，上海高考作文命題已進入“拐點”，接下來，出題者應該通過提供事實性材料而不是思辨性材料，讓學生自己概括、分析，以檢測其獨立的思辨能力。對此觀點，筆者實在不敢茍同。

　　所謂作文命題進入“拐點”，實在理據不足

　　每年高考結束后，學界總會對當年的命題特點和今后的命題走向展開研討，出現不同的觀點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畢竟，真理越辯越明。

　　雖然我不認為今年上海卷提供的作文材料在文字表述上沒有瑕疵，也不認為思辨性是高中語文寫作的唯一要求（我們對高中生的寫作要求應該更為寬廣），但這里需要澄清的是，學生不能開拓思辨空間，這與出題者提供的材料已包含了思辨性并無必然聯系。

　　假如命題給出的是一段事實材料，要求考生加以觀點的提煉和思辨性的分析，這固然可以成為議論文寫作的教學導向；但另一方面，針對已經包含思辨要素的觀念性材料，考生依然可以進行“二度”思考。就像英國歷史學家柯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中說的，“讓思想材料本身，成為思考的對象”。如果有些教師真的希望高中生寫出來的議論文也有一定的哲學味，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對事實材料的思考，還需要對有關事實的思考加以再思考。

　　從今年上海作文題來看，確立“和諧的自我”這一價值取向，就可以放在兩個層面加以反思。其一，從個體的心理內驅力說，“和諧的自我”與“沖突的自我”有互補性。和諧的自我追求穩定性，沖突的自我追求生長性。當一個社會趨于保守時，“和諧的自我”常常會與不思進取、消極保守劃等號。比如《紅樓夢》中，薛寶釵比之林黛玉，其自我內心要和諧得多，但從小說世界展示的整體評價看，對于薛寶釵的貶斥顯然要過于林黛玉。有這樣的傾向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為薛寶釵的和諧畢竟代表著一個保守的儒家禮儀文化，代表女性對自身正常欲求的壓制。其次，“和諧自我”與“和諧社會”有本質差別。和諧社會固然是有識之士大力倡導的，但和諧社會的達成，未必能與“和諧的自我”劃等號。我們更應該把“和諧的自我”置于“和諧社會”這樣的背景中來思考時，才有可能確立正確的價值觀，把“和諧的自我”跟一種泄憤式的心靈平衡或者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區別開來。

　　所以，思辨性作文材料直接呈現的二分式關系固然能夠引導考生進一步去思考，但這畢竟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也許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自身的思維推進中揭示材料隱含的對立，如何在材料給定的結論中發現其得以成立的社會前提（而不停留在心靈內部），作文的思辨性而不是教條性，才能真正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