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缺乏思辨性作為習作“言之無物”而打壓，值得商榷

　　由于命題者提供了思辨性材料，無形之間，對考生或者閱卷者來說似乎又形成了一種“默契”：思辨性是考生作文的核心，寫作言之有物的“物”只能是就思辨性而言的。一旦考生寫出的文字沒有提供線性式邏輯推進的思辨性，如果再加上這“缺乏思辨”的文字比較華美，辭藻組合得比較出人意外，就有“文筆優美、內容空洞”或者“華而不實”的嫌疑了。

　　提倡文章言之有物，反對形式主義的華而不實，應該成為作文的正道，也是寫作教學關于語言的基本要求。但我們也不應該忽視一個基本事實：語言的華麗與樸實的差異，既跟語言反映的事物狀況或者事理邏輯有密切關聯，也跟寫作者自身的生命風貌、跟主體的心理狀態、情感態度有相當一致性。

　　再者，年輕人寫作，或者作家早期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對語言形式的迷戀，都習慣于對文字加以精雕細琢，或者堆砌一些華麗的辭藻。就像何其芳回顧其早年散文創作時說的：“我喜歡那種錘煉，那種彩色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那譬如一微笑，一揮手，縱然表達著意思但我更欣賞的卻是姿態。”即使這樣的語言美在我們有些評論家看來是形式大于內容的，但對于寫出這樣文字的人來說，是帶著真誠的十二分夢想的，也是他們組織文字的想象力體現。要求他們也來個絢爛至極歸于平淡，要求他們的寫作質樸無華，這或許倒是我們教學者、評判者自身“老人心態”的一種不自覺流露。

　　盤結在作文命題背后的問題還在于，如果出題者并沒有對考生的寫作有思辨性要求，那么面對思辨性材料，考生在考場寫作時，僅僅把材料的思辨性通過自己的寫作轉換成以美文傳遞的一個故事，一種感覺，又有何不可呢？讓考生寫出的故事、感覺和想象，展開為與命題者思辨材料的一種對話，就像捷克小說家昆德拉習慣于說的那樣，用文學家的感覺與哲學家的思辨來展開對話，又有何不可呢？

　　是的，高中生固然需要思辨能力的培養，但想象力的培養，詩性智慧的開啟，情感世界的開掘，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高考卷中給出的作文命題本身沒有思辨性要求，卻在閱卷時，把思辨性等同于所言的“物”，把缺乏思辨性作為言之無物來打壓，值得商榷。

　　當然，我這樣說不意味著高考寫作不需要倡導一定的思辨性。我強調的是，不能把教學目標單一化、把評價標準狹隘化，不能在有意無意中，把思辨等同于言之有物的“物”，這對寫作教學就會產生一定的誤導性，長此以往，也不利于對學生人格的全面培養。特別是當這種標準在試卷題目中沒有明示給考生，卻又在閱卷中作為評價的標準，其結果，很可能會失去了合理性和公平性。

　　把法國哲學考當本土作文命題參考，是想象力貧乏所致

　　其實，就作文材料思辨色彩較為濃重的語文上海卷來看，命題者也沒有把思辨性作為寫作的唯一要求。日前在華東師范大學召開的內部研討會上，上海卷的命題教師強調，提供的材料本身就有對抽象的思辨特征和具體生活經驗的并重性。但問題是，何以這種并重被忽視了，變成了大家都只糾結于思辨性問題來討論，而把生活體驗的問題一概丟棄了呢？

　　原因雖然復雜，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近年來出現了一個奇怪現象：國內討論高考語文科目的作文卻常常會拿法國哲學考的作文題來作參照。相形之下，哲學思辨的開放性、針對性、獨立性等一系列特征，統統被移用過來成了評價國內高考語文作文題以及實際作文的標準，既批評了國內以往作文的思辨的“無”，也批評了當下作文的思辨的“假”。

　　令人疑惑的是，為什么不拿我們政治考試中的哲學論述部分與他們的哲學題來比，而要把我們語文高考中的作文題來與他們哲學科目的作文題比呢？要語文課程及相關考試也承擔起哲學課程的總任務，這樣的要求是合適的嗎？略去不同課程的整體教學背景及課程標準，來比較兩個作文題的開放或者封閉，辯證或者教條，來比較兩種作文的優劣，這種比較本身以及得出的結論，究竟是切合還是遠離了我們所倡導的思辨性呢？

　　我們當然可以說這種比較是信息不對稱的結果，也可能是自身想象力貧乏所致，因為我們無法想象好的命題和作文應該如何，就希望取現成的例子作標準。但正是這種簡單比附的機械思維，才影響到對命題、作文、閱卷等一系列的誤解，而最終歸結出作文思辨之假、美文之假等一系列假問題。要我說，有一種可能就是判斷者自身的思維出了問題，把邏輯上的“非A”當成了“假A”。猶如判斷一個男人是假女人一樣，雖然不顧邏輯的荒唐性可以讓人一笑置之，但其對教學帶來的負面影響，無論是對文筆還是內容的理解都變得越來越機械和狹隘，是不能不讓人深為擔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