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建設根據地時,還注重發動群眾監督政府,建立共產黨員、群眾積極分子和開明士紳組成的“三三制”政權,真正實行了清廉政治。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政府,就是按“三三制”原則,在普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陜甘寧邊區的民主選舉,凡居住在邊區年滿18歲的人民,不分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實際投票中,群眾創造了投豆豆、畫圈圈、燃香在選票上燒眼眼等辦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三三制”原則讓中國共產黨積聚了力量,同時也獲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在中共的領導下,陜甘寧邊區建設成了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個政權形式同當時國民黨實行的一黨專制的獨裁政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抗戰進入艱難期后,為了增加生產,減輕人民的負擔,共產黨施行了精兵簡政政策。1941年6月3日,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天下暴雨,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被雷電擊死。事后,一個農民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對此,毛澤東說:“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中共開始精兵簡政。主要內容是:將黨、政、軍、民等組織機構的脫產人員縮減到占所在根據地總人口的3%以內,軍隊(含游擊隊)與黨、政、民工作人員的比例為3∶1,從而使脫產人員與根據地的供養能力相適應,從根本上解決“魚大水小”的矛盾;正如胡喬木所說:“這是一個轉機。陜北人民感到毛主席與人民是聯系在一起的。”這與國民黨在抗戰時強征民力、掠奪民財形成鮮明對比。
海外有名的華僑領袖陳嘉庚回國考察了國統區和陜甘寧邊區后也說:“中國只有一個地方沒有貪污,那就是延安。”這都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能迅速發展壯大,最終成為抗日的中流砥柱的深層次原因。
國民政府抗戰中的失利,敗在軍事上,也敗在政治上
理論周刊:與共產黨抗日力量迅速壯大、抗日貢獻迅速增長相對應,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屢戰屢敗,除了軍事實力原因以外,還有其他的解釋嗎?
徐焰:當年中國抗戰的目的,不是單純的“打日本”,還要蕩滌腐朽的舊制度的污泥濁水,從而促進社會進步,因而從宏觀的角度看抗日戰爭史,就不能單純地使用軍事行動這一種維度,單純計算誰在抗日陣營中擁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而要用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雙重任務的兩種維度來衡量。除了看抗擊日軍的數量外,還要看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當年中國進行的抗日戰爭,主要是以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進行的,戰爭的進程和勝利本來為兩黨的發展都提供了機會,只是國民黨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機會。國民黨當局在抗戰時的最大歷史錯誤,便是拒不進行社會改革并加重民眾痛苦,當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曾感嘆,政府視民眾如草芥,民眾便視政府如仇讎。
理論周刊:能具體一點嗎,比如說?
徐焰:若從抗擊日軍的表現看,國民黨軍的許多將士確曾浴血奮戰,但其高層卻存在著許多指揮笨拙和腐敗無能的現象,正面戰場的會戰多數失敗也有這方面的主觀原因。若是從中國社會進步的角度考察,國民黨當局更有負人民希望。在上世紀30年代法西斯思潮興起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卻同納粹德國結成非常密切的關系,并學習其法西斯統治方式。那時國民黨軍隊主要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和購買德械裝備,在日本侵華時還讓德國居中調停,直至1941年因希特勒承認汪精衛偽國民政府而與重慶斷交才中止了往來。國民黨當局拋棄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沿襲了封建專制主義的許多傳統,又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而形成了新專制主義。在抗戰期間,國民黨當局不給其他政黨以合法地位,實行特務統治,導致各階層進步人士(包括國民黨內的部分開明者)在抗戰期間便掀起了“反獨裁、要民主”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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