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在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當局不僅不進行社會改革，不改善民生，當權者還大發國難財。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時號召不抽煙、不喝酒，力戒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親屬和心腹的極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戰消滅和排斥異己更激起內爭不息。“前方吃緊，后方緊吃”和“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諷刺之詞，可謂當時的社會對國民黨當局最流行的諷刺。

　　比如說，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民黨當局搭上美英戰車，雖停止了對日謀和的試探，大后方腐化之風卻急劇滋長。如蔣介石的連襟孔祥熙、內兄宋子文相繼主管國家財政借機自肥，而“孔二小姐”(孔祥熙、宋靄齡之女)則以走私暴富，賣官鬻爵，連孫連仲升任上將軍銜也要向她疏通。著名經濟學者馬寅初公開譴責蔣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結果被關進了上饒集中營。蔣介石的愛將湯恩伯因在南口抗日打過硬仗一時全國有名，然而他在管轄河南時民謠有“河南四殃：水、旱、蝗、湯”之稱，豫籍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上又稱以“湯”害民最甚。當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回憶，他接到控告湯恩伯部掠奪民財、民田、民女的狀紙都厚達盈尺，而蔣介石卻放縱這個心腹愛將。

　　正面戰場潰敗的原因復雜，但實質原因是統治集團腐敗導致士氣渙散

　　理論周刊：您如何解讀國共兩黨的部隊在抗戰中的表現？

　　徐焰：戰爭中的較量，最重要的是武器操縱者的素質較量，這包括士氣、技術水平的對比。在全面抗戰初期，中國正面戰場除了臺兒莊一役取勝，其余會戰都以敗退告終。國民政府將失敗歸咎于武器落后。1944年春到1945年初，已是強弩之末的日軍對豫湘桂進攻，竟然又讓國民黨軍一潰千里，淪陷了有6000萬人口的地區。在戰爭勝利前夕正面戰場又出現大潰敗，不僅使反法西斯盟國感到驚訝，也受到國內人民憤怒譴責，國民黨當局再也無法推諉于武器的原因而稱“軍紀、風紀”不振。

　　抗戰期間的國民黨大部分軍隊（印緬遠征軍等少數部隊除外）戰斗力不強，除了武器系統性、標準性差之外，關鍵在于組織領導者腐朽昏聵，武器操縱者素質低。國民黨軍提升軍官主要靠私人關系而不重才能，征兵又主要靠強抓壯丁，川、黔軍的一些部隊還是大煙槍不離手的“雙槍兵”，其精神面貌和軍事素質之糟不問可知。相比之下，日軍士兵大多經受“武士道”熏陶和嚴酷訓練，如戰爭初期和中期的步兵出征前至少要在各種條件下打靶耗彈數百發。據一些抗戰老兵回憶，許多鬼子兵在乘車行進時舉槍射擊，仍能較準確地打中百米內的目標，他們對兵器的操作、保養水平更是遠優于國民黨軍。

　　同正面戰場相比，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在裝備最落后、條件最艱苦的情況下卻能發展壯大，主要是依靠群眾擁護和官兵英勇的奮斗精神。八路軍出師到抗日前線的3萬多部隊，只有1萬多支過去繳獲的雜式槍，每槍平均只有30發子彈。八路軍出師之初幾乎沒有火炮，在山西拾到閻錫山軍丟棄的12門75毫米山炮才成立了僅有的一個炮兵團，因炮彈無來源只能在關鍵性戰斗中偶爾使用。從1937年至1940年，國民黨當局每年只發給八路軍、新四軍幾十萬發子彈，解放區的槍支彈藥來源主要靠戰場繳獲，名副其實是“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八路軍、新四軍靠人民支援和戰場繳獲不斷發展壯大，至1945年夏發展到93萬人，有37萬支槍，在解放區還有裝備簡陋武器的220萬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