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飽含著制度創新的要求，需要我們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下功夫

　　主持人：認真研究本質特征，才能深刻把握基本要求，積極探索有效推進的方法路徑。 “四個全面”有怎樣的突出特點或鮮明特征？

　　郭建寧：“四個全面”的特質，我認為是實踐性特色、人民性特征、整體性特點。實踐性特色是指 “四個全面”解決中國實踐問題，是在中國實踐中、在百姓期待中、在面對問題中提出來的。人民性特征是指“四個全面”體現人民主體論。我們黨要做的就是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增進人民福祉，讓人民滿意，以百姓心為心，以人民為中心，最集中體現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人民至上的價值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連著人民幸福，全面深化改革要讓人民有更多的獲得感，全面依法治國要使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全面從嚴治黨要加強黨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 “四個全面”都和人民及其幸福緊緊連在一起，形成相輔相成的邏輯體系，這就是整體性特點。

　　楊金海：“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一個總特征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換句話說，抓“治理”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格局的“新”之所在。為什么這樣說？比較一下前30多年不同階段的改革發展戰略布局即可明白。 20世紀80年代，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是抓“改革”。90年代，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是抓“發展”。進入21世紀后的頭10年，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是追求各個方面的 “穩定”（和諧），但就總體而言，這一階段還沒有形成科學規范的社會治理體系，加之30多年發展積累的矛盾和問題越來越多，形成了黃金發展期與矛盾凸顯期并存的局面。

　　黨的十八大前后，我們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治理整頓。既要承續前幾十年的成果和經驗，同時又要消化和解決長期積累的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矛盾問題，從而使改革、發展、穩定、治理等各項工作目標更加明確、方向更加正確、制度更加健全，打造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升級版”。

　　為適應我國改革發展的新形勢，黨的十八大提出推進“制度創新”要求。據此，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任務，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兩次全會分別通過的兩個《決定》是姊妹篇，二者之間有著內在的、必然的邏輯聯系，這就是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新。

　　主持人：這是否意味著，“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貫穿著制度創新的要求，而推進制度創新，也正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本質規定？由此，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之間也就具有一種對接關系？

　　楊金海：的確如此，“四個全面”的每一個“全面”要落實到位，都需要有具體的抓手，這就涉及到具體的體制機制問題。推進制度創新主要是改革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以及與之相關的體制機制，包括改革完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文化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等相關的戰略部署、政策措施和實際運行中的體制機制。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推進制度創新的具體化，它至少有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是要從總體上協調各個方面的改革發展，使其相互配合、全面推進，打造改革開放的“升級版”。二是要使得這些改革發展的制度性成果定型化，包括將這些基本制度以及相關的戰略、政策、措施和運行體制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前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務，后者是全面依法治國的主要任務。這二者共同構成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成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車之雙輪、鳥之兩翼，共同服務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目標。

　　在我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還有一項十分關鍵的工作，就是黨的建設。要推進改革、加強法治建設，并將相關成果落實到黨和國家工作中去，關鍵在黨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