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資源的不均與農民的公平觀使農民與村干部都更傾向于以“田塊”為標準進行資金的分攤。在“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政策實施多年以來，農村有的家庭3個人種著7個人的地，而有的家庭則是7個人種著3個人的地。以修水渠為例，如果以人頭來分攤建設資金，農民就覺得這樣不公平，因為修水渠是為了農田耕作服務的，既然是“誰受益誰負擔”，那么其資金的分擔就應該以“地塊”的多少為標準，修好了水利設施，田多者受益大，田少者受益小，這符合農民的公平觀，農民容易接納，村干部也容易做工作。相反，如果以人頭來平攤資金，許多老百姓不愿意繳納，村干部強行收取容易踩“集資攤派”的“紅線”。因此，對于絕大部分的村干部而言，有財力的村委會就集體出資組織解決村莊內公共物品供給和公益事業建設的問題；如若村委會沒有財力，他們則不愿意沾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公共物品供給是“政府責任”還是“農民責任”

　　“一事一議”是農業稅費改革中的一個配套制度設計，其實踐的宗旨和目標就是消除對農民的各種攤派，農民所需要完成的公益性事業由農民自行商議，杜絕基層政府搭便車收費，進而真正地減輕農民負擔。換言之，“一事一議”是一項解決農村基層公共物品供給機制的制度設計。所謂農村公共物品是指農村范圍內為鄉村社會居民所消費的帶有公共品性質的社會產品，它主要是農民共同消費使用的區域性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具體而言，農村公共物品主要涉及四個方面的內容，即農村社會管理、與農業生產與農村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農民生活用的基礎設施、農村社會服務。與私人產品相比，它具有明顯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前者主要是指其邊際生產成本和邊際擁擠成本為零，后者主要是其不能排除他人消費。正是因為公共物品具有上述特性，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之中指出公共物品供給中一個深刻的困難，即公共物品的提供由于無法將未購買任何公共或集體物品的人排除在該物品的消費之外，而無法解決“搭便車”的困境。

　　在農業稅費改革之前，農村主要的公共物品都是由村組集體通過動員農民進行義務工和勞務工的方式獲得資金與勞力來組織農民進行自行供給的，隨后的稅費改革，徹底地免除了農民的稅費，取消了農民所承擔的義務工和勞務工，這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也斬斷了農民自行組織供給公共物品的途徑。在這一背景下，“一事一議”便被賦予了農村基層供給公共物品的新路徑角色，但是在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中，農民與國家的責任邊界則仍然是模糊不清的，而且這種區分在不同的農民中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例如，現在40—50歲的農民，在經歷了一畝田繳納200~ 300元的高稅費時期后，他們高度認可當前的各種惠農政策，這時候農民自行組織合作供給公共物品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20—30歲一批年輕的務農人，其多有外出打工的背景，他們沒有農業高稅費時期的種地經歷，他們對農村發展評價的參照系是其打工的城市。他們認為國家免稅是理所當然的，公共物品的供給與公益性事業的建設也理當由國家出錢完成，甚至他們認為城市里的公路都是完全由國家出錢修筑的，那么農村的村村通道路也必須是由國家全部出資而不應該還要老百姓交錢。“一事一議”的“誰受益誰負擔”機制在他們看來是缺乏合法性與合理性的。這種認知的差異將直接影響“一事一議”制度在農村基層的實踐績效。

　　鑒于此，國家在通過“一事一議”制度實現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時，一定要區分其功能定位，即只有那些村組社區內的公共物品（僅僅是村組社區內居民享有的公共物品）可以通過農民“一事一議”來完成，這些社區的公共物品供給是“農民的責任”，而突破這一社區邊界，關乎更大區域或產業的公共物品則是“政府的責任”，則應該由政府來進行承擔與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