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才能在體制上處理好這種差別？

　　李揚：學術研究與智庫的功能和運作模式如此不同，顯然必須有適當的體制機制安排來妥善處理兩者的關系，才能使其各自發揮最大作用。從多數國家（地區）的實踐看，處理學術研究機構和智庫之間的關系，在體制上大致有兩類安排。

　　一是機構分設，即學術功能和智庫功能分別由不同機構承擔，絕不混搭。即，若定位于學術研究，則專注于窮經皓首。其成果評判標準，便是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在學科發展上發揮的引領作用，以及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產生的影響力。若定位于智庫，則專注于戰略設計和政策咨詢，關注政策影響力和對社會公眾的影響力。至于發表論文、學科建設等，根本不在其考評視野之內。不妨以我國臺灣為例。在那里，“中央研究院”的定位是學術殿堂；而“中華經濟研究院”和“新竹工業研究院”等則是智庫。

　　二是殿堂與智庫功能共居一體，但這些功能分別由專門的下屬機構分擔。“功能分設、適當交流、相互支撐”是其基本特色。世界上有些著名大學，即屬此類，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擁有30余家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全球著名的智庫胡佛研究所，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擁有26家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等，在英國的決策中也發揮重要作用。與純粹且單一的學術研究機構和單一智庫相比，多功能大學的優勢在于，研究人員可以在校屬教學、科研和智庫等內設二級機構之間適當流動。由于人員可以比較自由地流動，這些大學便有了其他機構所不具備的優勢：一方面，因其功能分設，不僅考核機制專一，可收專業化之效，不至產生顧此失彼的弊端；另一方面，因人員可以流動，可以獲得學術研究、政策設計與教學彼此促進、相互支撐的共贏局面。因此，兩者適當分開是有道理的。

　　以社科院為例，我們始終在討論一個問題：政策報告算不算科研成果？如果是智庫的話，毫無疑問，這些就是你的成果。而如果是學術機構，成果是在核心期刊發表的文章，政策報告十有八九不能算學術成果。也就是說，如果兩者合在一起，就是要在一個架構下，有兩種不同的考核制度；如果兩者分開，考核標準也就不同，有利于定位更加清晰。我在復旦大學的經歷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那時，復旦有一個世界經濟系，平行的還有一個世界經濟研究所。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某某老師這兩年在系里工作。這意味著，這兩年內，其主要任務就教書，對他的考核，是教書的好壞。過兩年我們又聽到這樣的說法：這兩年我在所里工作，這意味著，做研究、寫文章，是他的主業。這期間，對他的考核標準就是發文章。這樣的安排，其實有合理性。在具有不同功能的機構中，做不同的工作，發揮不同的作用，考核的標準和方法自然也不同。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賓夕法尼亞大學每年都會發布全球智庫排名。您如何看待智庫的影響力？

　　李揚：在不同的國家，智庫產生影響力的方式和途徑都是不同的，因此評價的標準也不同。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項目負責人詹姆斯·麥甘來中國，我們交流時，我簡要介紹了中國社科院發揮智庫功能的幾個渠道，比如我們社科院會經常派人去為中央領導講課、報送要報、信息專報，這些內容外界是看不到的。另外，我們的研究所和政府部門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關系，這些在外面也沒有任何記載，而這卻是我們發揮智庫功能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通道，因為你在直接參與政策的制定，直接為決策者做咨詢。我告訴麥甘，這些都不在你的評價標準之內，所以你的評級有片面性。

　　我認為，對于外界的評價不必過于在意，最重要的是自己定好位，把自己的事做好。你是什么樣的智庫，通過什么方式發揮智庫作用，在國家的決策體系中有怎樣不可替代的地位，抓住這些就可以了。我們一定要清楚，自己不可能什么都做，更不應該做你沒有優勢的東西，一定要把自己定位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上。長期以來，我們社科院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制定過程中的定位是“對策思路”。對策，使得我們有別于大學等傳統的“學術機構”；“思路”，使得我們不同于政府部門政策研究室，我們的研究綜合、全面、問題導向、思路見長、有深厚理論支撐，無自己利益。簡言之，我院要充分發揮智庫功能并在社會上立足，首先要善于發現問題，然后是長于提供對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