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向農村投入資源搞建設，只是國家去建，而不調動農民內在的積極性，不與農民自己的切身利益聯系起來，國家投入資源越多，農民越是被動，越是等靠要，資源使用就越是缺少效率。國家投入資源為農民建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農民當然是從中受益的，但是，農民只是被動地受益，他們沒有參與其中，沒有在其中的貢獻，他們也就缺少在其中的發言權，也就缺少了活力。

　　為了提高國家支農資源的使用效率，就必須提高農民的參與度。在當前國家資源下鄉中，有兩種方式被普遍采用，一種是以獎代補，就是由農民自發建設，國家驗收合格，給予獎勵，比如挖萬方水塘，農民挖一個萬方水塘可能要花2萬元，農民挖好，政府驗收合格，給予1萬元獎勵，這樣挖出來的水塘，是農民自己挖的，自己受益，且產權在自己，管理在自己。這樣的可以落實到戶的項目，以獎代補是一個好辦法。還有一種超出農戶的工程，比如修到村公路，上級撥款70%，由地方配套，包括村級配套和村民出義務工。只有農民自己出了義務工，村集體出了錢，農民才會認為是自己修的路，才會珍惜。

　　現在的問題是，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要求地方配套的國家資源下鄉，不僅沒有調動起農民參與的積極性，反而因為地方無法組織起農民參與出錢出力，而不得不借貸配套，結果，國家資源下鄉越多，村社集體為配套所借錢越多，鄉村債務越大。鄉村債務越大，村社集體動員農民的能力越差。這樣，本來是動員農民的配套要求，反而進一步將農民排斥出去了。

　　問題出在哪里?出在基層組織沒有能力上，而其中根本原因則是基層治理缺少活力。北京大學的潘維教授曾說，國家不僅要有辦大事的能力，而且關鍵要有辦小事的能力。問題是，小事很瑣碎，且小事很復雜，只是按自上而下的標準化要求來辦全國不同地區農村的小事，這樣的標準化要求就一定會鬧出很多荒唐的笑話。但是，如果不按標準化的要求向下轉移資源，而允許地方依據實際情況調整，地方就可能亂來，將國家寶貴的支農資源用到與農無關的地方去，拿去打造政績工程，甚至貪污掉了。這樣，在國家資源自上而下的轉移中，就面臨著“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困境。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國家資源最終受益者農民的狀況。如果農民是分散的，而國家資源轉移又是或然的，農民就在國家為他們建設的基本公共服務方面沒有發言能力，他們因此等靠要，在可以白得好處時，一定要占點便宜。農民有自己生產生活中的困難，但在當前這樣自上而下的資源轉移體制中，農民無法將他們的困難或者需求有效地表達出來或反映上去。所謂有效，是將有限資源用來優先解決最必須訴求，而不是滿足所有訴求。何況這也是滿足不了的。農民無法結成有效的意志，同時無法決定自上而下資源的使用方向與使用方法。在自上而下資源轉移過程中，當然也盡可能等靠要甚至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