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城鄉社區協商 深化基層群眾自治

——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重要論述

　　作者：民政部副部長　顧朝曦

　　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都對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作出重大戰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按照協商于民、協商為民的要求，大力發展基層協商民主，重點在基層群眾中開展協商。這一重要指示精神，進一步明確了基層協商的地位和作用，為加強城鄉社區協商指明了方向。最近，中央印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關于加強城鄉社區協商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加強城鄉社區協商的主要任務。

　　一、城鄉社區協商成效顯著

　　城鄉社區協商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層協商的重心所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基層堅持有事多協商、遇事多協商、做事多協商，有效維護了群眾切身利益，促進了社會和諧與文明進步。

　　協商實踐廣泛開展。強調實踐、突出實踐、擴大實踐，是城鄉社區協商的鮮明特點。長期以來，廣大人民群眾利用基層群眾自治這個主陣地和重要平臺，積極開展城鄉社區協商，依法行使民主權利，充分表達意愿和訴求。目前，全國直接參與基層群眾自治的農村人口達到6億，城鎮居民超過3億。農村普遍建立村民委員會、村民理財小組、村務監督委員會等組織。城市普遍建立社區居民委員會，64%的社區建立協商議事委員會，22%的社區建立業主委員會，社區服務志愿者組織達12.8萬個，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社會組織和專業合作組織不斷發展。城鄉居民通過這些遍布城鄉社區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參與協商，積極開展民主監督、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活動，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

　　協商內容不斷豐富。各地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堅持廣泛協商，針對不同渠道、不同層次、不同地域特點，不斷拓展協商范圍。在具體實踐中，城鄉居民緊緊圍繞生產生活中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務、公益事業、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困難和問題、矛盾糾紛的化解；圍繞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及重點工作部署在城鄉社區的落實、法律法規明確要求協商的事項等，開展協商活動。一些地方以縣（市、區）為單位研究制定了基層協商目錄，將涉及基層群眾利益的協商事項列入目錄，明確基層協商的具體內容，對開展基層協商進行制度規范。

　　協商形式廣泛多樣。各地普遍建立以村（居）民會議和村（居）民代表會議為主要載體的民主決策的組織形式，35%的村每年召開村民會議，57%的村每年召開一次以上村民代表會議，涉及村（居）民利益的重大事項，基本由村（居）民討論決定。同時，結合參與主體的情況和協商的具體事項，探索建立村（居）民理事會、村（居）民議事會、村（居）民決策聽證會、小區協商、業主協商、民主評議等協商議事形式，開展靈活多樣的協商活動，有效保障了城鄉居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積極探索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為城鄉居民搭建網絡協商平臺，開辟社情民意網絡征集渠道，穩步推進網絡議事協商。

　　協商主體日益廣泛。各地積極引導基層社會多元主體廣泛參與協商，協商主體包括基層政府及其派出機關、村（社區）黨組織、村（居）民委員會、村（居）務監督委員會、村（居）民小組、駐村（社區）單位、社區社會組織、業主委員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合作組織、物業服務企業和當地戶籍居民、非戶籍居民代表以及其他利益相關方等。重視吸納威望高、辦事公道的老黨員、老干部、群眾代表，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基層群團組織負責人、社會工作者參與協商。協商主體的廣泛參與，切實維護利益相關者的協商權益，更好地維護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

　　協商制度機制逐步健全。各地通過完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規范議事規則和民主協商程序，普遍建立了基層政府及其派出機關、自治組織、城鄉居民的溝通協調機制，建立健全村（居）民會議、村（居）民代表會議、社區協商議事會等議事制度，充實完善村（居）務監督委員會職能，探索建立公眾參與利益調處機制、社區社會組織內部治理機制、駐社區單位共建機制。開辟社情民意網絡征集渠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民意溝通體系，實現各類協商主體有序開展專題協商、定期協商和對口協商。同時，在鄉鎮、街道、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基層組織中也普遍開展協商，形成了與城鄉社區協商互聯互通、協同發展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