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公共服務供給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加快推進，城市建設高歌猛進，一日千里。但與浩浩蕩蕩規模龐大的農業轉移人口相比，公共服務供給依然相對不足。尤其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公共服務的相對短缺，加上產業發展的滯后，直接增加了大城市的壓力，導致不斷拉大框架的大城市也捉襟見肘，交通擁堵、就醫困難、上學困難，都市村莊生存環境堪憂，城市內部“二元結構”產生，“城市病”頻發。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大量的農業轉移人口進城了，住下了，就業了，生活了，但政府卻沒有相應地增加公共投資，導致公共服務供給短缺，現有的公共服務設施超能力超負荷運轉，即便如此，也難以滿足需要。使得農業轉移人口難以完全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樣的公共服務待遇，尤其是養老無保障、就醫看病貴、孩子上學難等，使他們難以真正融入城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

　　顯然，要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關鍵在于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的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要規范納入城鎮社保體系，使農業轉移人口享有同城鎮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這就要求政府建立完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由政府、企業和個人形成合力，按照一定比例共同相應增加對公共服務設施的投資，一般來講，一個農業轉移人口要增加10萬元左右的綜合投資，擴大公共服務的供給。同時要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對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較多城鎮的公共服務能力建設予以較多支持，增強城鎮公共產品供給能力和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能力。

　　培育城市主體意識

　　目前，對于如何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一味地強調政府該做什么，那么是不是政府加大相應投資提供了足夠的公共服務，農業轉移人口就市民化了？當然不是，作為外力推動，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公共服務全覆蓋，是需要真金白銀的，來不得半點虛偽；但農業轉移人口作為城鎮化的主體，也是城市的主體，其內在動力也不可忽視，甚至更加重要，如果市民化了的農業轉移人口不具有市民主體意識，不知道自己該做什么，或者知道了不做自己該做的，那么，即便政府給足了公共服務，他也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只有包括政府在內的社會外力和城鎮化主體內在動力共同作用，形成最佳合力，才能真正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所以，我們在強調政府給農業轉移人口提供公共服務的同時，也必須明確提出農業轉移人口作為城市主體該做什么。

　　隨著大規模農業轉移人口的進城，城鄉環境的巨大差異使得他們很難實現思想意識與地域身份的同步轉換，他們往往會把一些相對落后的農村生活方式和傳統行為習慣帶與城市，并因人而異保持相當的時間，這不僅與現代城市生活方式和行為規范格格不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周邊的人群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導致城市文明的倒退。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農業轉移人口突然離開土生土長的村莊而來到全新的城市，很難立刻樹立起城市主體意識，從目前來看，這正是農業轉移人口所缺乏的。所以，農業轉移人口必須努力提升自身綜合素質，形成市民價值觀念，改變傳統的生活方式與行為習慣，牢固樹立城市主體意識，也唯有這樣，才能盡快全面融入城市成為真正的市民。

　　為此，農業轉移人口首先要樹立城市是我家的意識，作為城市這個大家庭的一員，要愛家護家，為城市增磚添瓦，增光添彩；要樹立法規意識，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工作生活要規范自己的行為，大事小事都要按法行為，依規行事，不能像在農村老家一樣行為隨便，不能覺得事情不大滿不在乎，不能亂闖紅燈、亂翻欄桿、亂插隊、亂騎行、不上快速路、不走快車道等等，要爭做維護城市良好秩序的文明使者；同時，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行為習慣。在衣、食、住、行、勞動工作、休息娛樂、社會交往、待人接物等方面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道德觀、審美觀，處處講文明禮貌，為人謙和禮讓，公共場所不隨地吐痰、不大聲喧嘩、講秩序守紀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