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歐陽志遠
垃圾泛濫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一大公害。中國環保事業正式起步之后，曾經把防治水土流失作為主要目標，其后由于大規模工業化的推進，主要目標轉移到解決生產污染。現在看來，垃圾污染可能會取而代之，所謂垃圾，一般指生活性廢棄物。之所以如此，有以下三個根據。
其一，生產污染屬于點污染，即使是農業污染，也有明顯的界限，而垃圾污染則屬于面污染。點污染無論有多深重，治理難度都不會超過面污染。這是因為點污染容易引起社會關注，責任人容易明確，經濟技術的投入容易集中，所以容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成效。面污染則正好相反，每個人都是環境加害者，范圍可達天涯海角，法律政策的實施極難，經濟技術投入的回報極低，治理主要依賴民眾覺悟，而覺悟的自發成長只能漸變。隨著國家和社會對生產本身的監控不斷強化，垃圾治理的“短板效應”將日益凸顯，整個環境系統的狀況將越來越取決于垃圾治理的程度。
其二，垃圾產生的量和質都與生產正向相關，隨著經濟增長總量的增加和產品換代速度的加快，生活廢棄物品可謂突飛猛進，種類越來越繁多，成分越來越復雜，結構越來越穩定，處理技術的難度開始超過生產技術的難度。無論生產污染強度多大，由于種類和成分相對單純，控制和轉化都相對垃圾容易。當垃圾數量急劇膨脹以后，生產的環境危害正在逐步被垃圾的環境危害替代。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垃圾問題從生活問題演變為經濟問題，再演變為政治問題。發達國家轉移污染，輸出垃圾引起的反響超過輸出產業。有后發國家甚至稱，垃圾輸出是向一個國家宣戰。
其三，中國民眾的生活追求，正在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所謂生活質量，包括生理健康性和精神愉悅性，而這兩者的基礎是環境質量，環境質量本身就直接可以等于生活質量。十八大報告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的任務，進一步把環境質量進行了提煉，這是順應時代要求的戰略決策。美麗中國不僅要治理實體污染，而且要治理視覺污染，垃圾屬于二者兼備的污染。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少地方可能尚無生產污染，或者生產污染尚不明顯，但垃圾污染都一樣充斥。即使是自然保護區，由于人類行為的滲透，垃圾也在暗流涌動。所以，垃圾治理勢必上升為全局性任務。
垃圾治理之所以治不勝治，有經濟、技術和素質方面的問題，但主要原因還是認識問題。誠然，從世界各國看，還沒有哪個國家可稱完全解決了垃圾污染，但只要至少在總體層面上高度重視這個問題，垃圾困擾就都大為減少。垃圾污染問題，根本解決方案是回收再生利用，根本解決困難也是回收再生利用。回收再生的要害是分類，許多地方在垃圾分類回收上作了大量努力，例如開辟試驗小區，放置分類設施，采用人工勸導，甚至采用電子標記加經濟補償等，但收效并不理想。從時間上看，難以長期堅持；從空間上看，難以全面推廣。最后只好向傳統處理方式回歸。
難以堅持的原因歸咎于民眾習慣，但細推一步又并不完全歸咎于民眾習慣。不少小區居民曾經按規定，嚴格實行分類投放，但清運時卻被一混了之。面對這種尷尬，無論多么美好的愿景，都會頃刻瓦解。之所以出現上述局面，原因有三：一是分類結果的出路問題；二是分類結果的意義問題；三是分類結果的回報問題。從目前情況看，可以說小區試驗已經初見成效，問題出在“小系統”與“大系統”不兼容。錢學森曾經從社會系統工程角度，提出建立“國家再生資源委員會”。在當時背景下，這個建議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到現在可以說已經水到渠成。
發掘錢學森建議，精髓不在設立機構，而在轉換觀念。把垃圾視為資源并不新鮮，但對資源再生目前至少應該有三個再認識。
第一，從生態文明建設主攻方向看待垃圾回收。生產過程中的廢物利用已有共識，并且開始普遍實施，但生活廢物的回收還處于邊沿地帶。分類回收的難度確實不小，但真正有利發展并符合實際之舉措，相信早晚會得到高層有力支持。企業污染治理也經歷過艱難的低谷，后來進入政治生活后，很快就面目一新。從實際出發，傳統處理方式并非要立即放棄，而是必須以回收再生為目標引領，只有這樣，才能結束趔趄徘徊的被動局面。
第二，按社會系統工程思維方式組織垃圾回收。“循環經濟”概念盡管忽視了能量耗散，但從物質角度看還是可取的，只是多年來未能形成社會系統，以致實施嚴重受限。系統建構有“自組織”和“他組織”，自組織形成的系統當然理想，但完全的自組織需要漫長的等待。生態文明建設至今，民眾中已經醞釀出相當的積極性，這就是自組織的基礎。恰當發揮政府和群團的他組織力量，可以循序漸進地建構出帶有協同功能的再生機體。
第三，以國家振興使命擔當姿態動員垃圾回收。發達國家視垃圾分類為大德，而我們卻視其為末小，這是回收再生的癥結。這個問題不能完全歸咎于傳統文化，中國社會歷來有“物盡其利”的告誡；同時也有“吹毛求疵”的斥責。近代以來中國的敗績，很多可以追蹤到大而化之這個弊病。質量已成當代中國經濟乃至社會的命脈，而質量則取決于細節。垃圾分類可以改變行為方式，對整個生態文明建設和整個民族素質提升都極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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