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陳錫文

　　《國家人文歷史》記者走進陳主任的辦公室，房間左側的深紅色桌柜上赫然堆滿了各種文件和資料，“紅機”淹沒其中。辦公桌前幾棵巨大的綠植，將桌子和書架在辦公室里隔離出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陳錫文穿著他標志性的白襯衫，紅潤的臉上掛著親切的微笑。在采訪的將近三個小時的時間里，他始終侃侃而談，過去三十年來中國農村的變化和農業發展的具體數據無不信手拈來：

　　“一號文件”的故事

　　1983年的“一號文件”給了聯產承包制非常高的評價，稱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改革開放35年，中央一共出了十幾份與農業有關的“一號文件”。上世紀80年代出了5個。我是從第二個“一號文件”——1983年的那個開始參與起草工作的。1987年出的是五號文件，這以后與農業相關的文件出了很多，但是都沒有排到一號。一直到2004年，農村工作文件又恢復到“一號文件”。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問題的決定。但這個文件并未提及甚至考慮到糧食部的問題，文件的初衷是通過調整農村政策以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增加糧食產量。1978年以前農民生活非常困苦。改革之初，在農村有兩億五千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差不多要占到農村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要想加快農業的發展至少要讓農民吃飽飯。

　　這個文件中提到的所有措施，圍繞的中心都是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以增加糧食產量。第一條措施是增加進口糧食。讓農民休養生息。第二條措施是明確規定，如果當地自然條件很有限，耕地不夠，生產的糧食連農民自己都不夠吃就不再征收當地的糧食了。這個不夠吃的標準是南方生產稻谷的地區，如果人均生產的糧食不到400斤，北方生產雜糧和小麥的地區不到300斤，那就不征收了。第三條措施是提高糧食價格。文件決定從第二年夏糧上市開始糧食收購價提升20%。為了鼓勵農民增加糧食生產，當時還制定了超購加價的政策。如果完成了國家的糧食收購任務后，農民愿意把余糧繼續賣給國家，這部分糧食價格要比任務內的糧食價格高50%。這幾條政策和后來的包產到戶一起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但當時對通過調整農村體制和用政策來調動農民積極性的具體措施還有很大爭論，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被稱作“原則通過”，在這個文件里仍然能看到“不準包產到戶”的字樣，但是當時已經講到了生產責任制。其實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歷史上也有過。比如說把地畝和產量包到組，組是比隊更小的單位，有的組可能就是一家人，可能就是“父子組”或“兄弟組”。但只要最后的分配問題沒解決，大家還是沒啥積極性。改革開放后，安徽最先搞了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貴州也搞得比較早。總而言之，越是窮的地方，越是農民沒吃飽飯的地方，越愿意搞。但當時都是小范圍的農民自發行為。

　　因為對包產和包干到戶有姓社姓資之爭，具體的農業經營制度上當時并沒有立刻扳過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決定，到第二年四中全會被通過時，仍然是“不準包產到戶”的。對于分田單干、小私有、小農經濟這些東西長期以來的批判從未停止。很多人對“戶”的概念都有點擔心。中央為此開了很多會，為這個問題1979年、1980年、1981年翻來覆去地研究爭論。當時有很多老同志覺得“我們不就是為了要打倒私有制才流血犧牲打江山的嗎？你現在搞得又回去了”。但因為這涉及億萬農民利益，他們又不好對著干。所以當時有一句話叫“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原老主任杜潤生是一個很有智慧、很有策略的人。他知道這個問題如果一直爭論下去，就沒有破局的可能。所以后來杜老就在會上換了一個思路。他說“咱先不討論姓資姓社的事兒，咱討論吃飽肚子的事兒”。

　　四川、貴州有些大山區，種了糧連自己都養不活，但當時的體制是還要先征收它的糧食再向農民返銷糧食。農民必須跑到縣城把返銷糧挑回去，路很遠，有的可能要走兩三天才能回到家，路上又要吃又要住，糧食一半就在路上折騰掉了。杜老說，與其這樣，不如不給它返銷糧，也不要征收它的糧，讓它包產到戶、自給自足。這樣國家負擔也減輕了，當地農民的肚子也能吃飽。當時有些省委書記、部長一想，這倒也是個事兒。

　　盡管得到了老同志們的認同，但1980年的中央75號文件，話仍然是倒著說的。也不說哪些地方可以搞，只說：除了那些非常偏遠的，非常貧窮的地方之外，不要搞包產到戶。這句話倒過來就是窮地方可以搞。

　　等到1981年下半年寫1982年的“一號文件”時就比較有底氣了。因為全國90%以上的生產隊都已經實行了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因此文件提出這反映了億萬農民要求按照農村實際情況來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強烈愿望，并認為農業生產責任制不僅打破了“大鍋飯”，還帶動了農村生產關系的部分調整，使之更適合農村的實際狀況。

　　真正堂堂正正地講包產到戶是1983年的“一號文件”。應該說最重要的是1982、1983、1984年這幾個“一號文件”。1982年的“一號文件”肯定了“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1983年的“一號文件”給了聯產承包制非常高的評價，稱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而1984年的“一號文件”，則明確提出“要延長土地承包期，鼓勵農民增加投資、培養地力，實行集約經營”。土地承包期15年不變就是這個文件提出來的。也就是說：別吵了！就這樣了！

　　糧食多了，糧食部沒了

　　1982年糧食部的改革并不是單獨推出的。實際上是當時全國方方面面都在改革。當初改革也沒說只是農村改革，不讓城里改革，更沒說不讓政府改革。農村改革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定制度的時候并沒想到新制度下群眾發展生產的積極性有這么大，更想不到后來的政府改革了。本來從理論上講，從集體經營轉向家庭經營似乎就是一個經營管理體制的變革。但是沒想到后來會引起農村整個財產關系的變革。那時候叫“改革”叫得不多，叫“調整”叫得多。其實現在看起來調整和改革是一回事。把你們兩個部合在一起，把權力下放或者上收是差不多的事兒。改革就是動作更徹底一點，是一種體制的變化，或者是更著眼于長遠的利益去考慮。實際上，部委的改革很早就開始了。新中國最開始也沒有糧食部，當時糧食、棉花、油料、煙草、藥材，全部的重要農產品收購都只有一個供銷社。建國初期沒有多少國有企業，但是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各個相關部門都建立起來了。供銷社的職能就不斷地往外拿。糧食設立了糧食部，煙草設立了煙草局。

　　糧食部的設立和撤銷都是整個改革過程的一部分。糧食產量在農村包產到戶之后不斷地上漲，連續幾年增產。1978年我們的糧食產量是6095億斤，之后的產量每年上漲，到1981年時達到6500億斤，3年增產405億斤，這在當時就解決了大問題。因為農民完成糧食定購任務后，還可以賣超購加價糧，糧食收購不像以前那么難了，甚至1984年到糧食總產量超過8000億斤時還出現了賣糧難。

　　糧食從本質上講也是商品，購銷調存都是流通。所以在1982年初國務院部委改革時就把這個職能放到商業部去了。原來糧食部里的人也跟著去商業部了。但機構合并后糧食部的職能還是有的，只是不再作為一個獨立部委了。那時候商業部合并了幾個部門，有個副部長專門管糧食，還有個副部長專管供銷社。1982年的時候正好是干部代際替換，老同志要退的很多，所以人事上的壓力也不是很大。糧食部最后一任老部長趙辛初在1982年時也已經67歲了。所以，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是因為糧食問題開始緩解，沒有過去那么緊張才要撤糧食部。

　　1982年的部委合并了很多部門，不光是糧食部一家，還比如1979年初剛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當時是由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兼主任）也撤消了，還有農墾部。但撤了國家農委又相應設立了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而農業部到現在還有農墾局。撤銷兼并部委后，一開頭相應地因人設崗，弄一點位置。但是過一兩年等你退了就不補了。但是即便被兼并，原有的許多職能仍然是保留的，農業部農墾局相比農業部的其他司局都要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