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周積明、馬建強

　　學界論說中國近代史，往往以派別對立來條貫歷史脈絡：鴉片戰爭前有弛禁派與嚴禁派，鴉片戰爭時期有抵抗派與投降派，洋務運動時期有洋務派與頑固派，戊戌維新時期有維新派（改良派）與守舊派，庚子以后有保皇派、立憲派（改良派）與革命派。與此脈絡相應，每位重要歷史人物大體都會被歸入某一派別，并在這一派別的既定思想脈絡中作為實在對象加以研究。長期以來，這種敘事模式可謂深入人心，但細加思考，卻發現可質疑之處甚多。

　　禁弛之爭實為虛構

　　近代中國面對千古未有之大變局，各種應付時變之主張紛然而出，不可避免會彼此對立。這些對立的意見，是否構成了中國近代歷史敘事中的決然對立、劍拔弩張的派別對立與斗爭，是值得考量的問題。從中學時代起，歷史教科書就告知學生，鴉片戰爭前，清廷在禁煙問題上存在兩種對立的派別，即黃爵滋、林則徐為代表的嚴禁派和穆彰阿、琦善、許乃濟為代表的弛禁派，這兩派之間充滿斗爭，弛禁派對林則徐禁煙進行了百般阻撓。

　　然而考諸史實，鴉片戰爭前，廣東地方官員雖然有弛禁建議，但是，一旦道光帝表明了其禁煙態度，則“舉朝無繼言者”。道光十八年（1838）閏四月十日，黃爵滋上《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道光帝諭令各將軍、督撫等“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結果是“中外復奏，皆主嚴禁”，惟在如何禁煙上存在不同意見：黃爵滋主張重治吸食；多數封疆大吏則主張重治鴉片入口，斷絕鴉片來源。其間并無強大的弛禁意見，被后世稱為弛禁派頭目的琦善，不僅對弛禁未置一詞，而且在天津進行了雷厲風行的查煙活動。所謂鴉片戰爭之前弛禁派與嚴禁派的斗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的虛構。

　　維新者決非僅康梁一派

　　以派別化的歷史概念敘述近代歷史，很容易在劃分派別時造成歷史的錯識。以維新運動為例，所謂維新，其基本含義為變舊法、行新政。問題在于，在晚清維新運動中，誰是維新派？很多論著回答說：康梁就是維新派，維新派就是康梁。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看法？維新派的劃分究竟以什么為標準？

　　如果以變法維新作為劃分維新派的標準，那么，戊戌變法時期，主張變法維新者可謂不可勝數。早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正月二十七日，譚獻在日記中就寫道：“海內豪俊無不以改法為救時、守故為失策者矣。”雖然戊戌維新期間有速變與緩變、全變與慎變之爭，且夾雜帝黨與后黨、元老與新進的矛盾，但人思自奮，爭言維新，是朝野上下相與鼓蕩的潮流。可見，如果以主張維新變法為維新派的標準，那么戊戌時期的維新派決非僅有康梁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