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普遍實行計劃生育、人口老齡化速度曾比較緩慢，使人口年齡結構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很大，結果導致勞動力供給特別充足。面對過度膨脹的勞動力大軍壓迫生產力的嚴峻形勢，我國政府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制度優勢，制定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和就業優先發展戰略，堅持促進經濟發展與擴大就業相結合；堅持發揮市場機制作用與強化政府責任相結合；堅持統籌城鄉就業發展，將農民工就業服務和職業培訓納入公共服務體系，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轉移；堅持發展職業教育、加強職業培訓、提高勞動人口的就業能力，卓有成效地調整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才使中國享用了20多年的“人口紅利”期，使我國在勞動力供給大幅增加、就業壓力極大的情況下，勞動就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30年多來我國解決了近2億城鎮新增勞動人口的就業（2010年底，我國城鄉已有就業人員7.3億，失業率僅為4%左右），妥善安置了國有企業數以千萬計下崗職工再就業；穩步推進數以億計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到2011年底全國農民工總量高達2.5億人，有力推動了國家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大幅提高了農民收入、改善了農民生活。如果沒有黨和政府高水平的科學決策，沒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沒有充分調動和發揮億萬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大軍是難以實現充分就業的，更無從談什么“人口紅利”。

　　雖然我國勞動就業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作為世界上勞動力數量最多的發展中大國，就業問題依然嚴峻。據中國社科院《2012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在2011屆大學畢業生中，有82%的人畢業半年后受雇于全職或半職工作，有近9.3%大約57萬人處于失業狀態，14%的人處于低就業狀態。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高速發展階段，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要向城鎮轉移，城鎮新增就業壓力、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壓力、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等將相互交織較長時期困擾我們，國際經濟不景氣對我國就業也有負面影響，勞動就業形勢仍不容樂觀。同時，我國勞動力效率不高的問題也值得關注，據資料：西方發達國家共有7.7億勞動人口，一年創造36萬億美元社會財富，而我國9.4億勞動人口2010年GDP總量為6萬億美元。美國、德國等農業現代化國家3%的農業勞動力養活97%的人口還大量出口農產品，而我國有近一半人從事農業勞動,糧食仍有相當部分需要進口。這表明在體現勞動力素質和勞動效率的勞動生產率上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未來我國勞動力數量逐漸減少對經濟發展有影響，但是利大于弊。首先，建國以來長時期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將會因此而得到有效緩解，為實現勞動者充分就業創造有利的人口條件。其次，勞動力減少有助于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改變、推進現代化進程。馬克思在《資本論》一卷中曾經指出：“由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進，花費越來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動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這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著力點之一。我們在發展經濟時面對龐大的勞動人口大軍，不得不把勞動者充分就業放在首位，從而影響了新技術的應用和生產技術構成的提升，降低了勞動效率也延緩了機械化、現代化進程。當今農業現代化水平較高的國家美國、加拿大、德國、俄羅斯等，之所以在短期內迅速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勞動力短缺。美國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獨立后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南北戰爭前夕，農業勞動力主要靠外來移民，后來的南北戰爭更是加劇了勞動力的不足，1880年美國每個農業勞動力負擔的耕地面積多達130畝，在這種條件下如不實現機械化農業便得不到發展，正是勞動力數量的嚴重短缺，才使美國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迅速實現了農業現代化。事實證明，過多的低素質勞動力資源絕不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因素，相反，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障礙，依靠眾多廉價的勞動力數量拉動經濟增長、帶來人口紅利的時代已經結束。第三，勞動力減少會使勞動效率提升、勞動力價格即工資提高。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在其《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曾經提出著名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數量過剩，工資很低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從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余變為短缺，相應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在我國劉易斯轉折點正在逐步顯現，勞動力工資水平已經提升，這對勞動者來說是個利好信號。勞動力價格提高必將會產生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效果。事實終將證明：數量適度的高素質勞動力與生產要素結合更能產生“人口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