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推理能力不僅表現在能夠理解普遍規則、能夠實現從普遍規則向具體行動的推理，而且能夠在發生“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情況的時候，找到恰當的解決方案，或者是進行代價最小的排序和取舍，或者是作出創造性的綜合，或者是整個地改變問題的提法、改變思考問題的進路。從發展戰略方面的“青山綠水”與“金山銀山”之爭，到實驗醫學中的動物權利與人類健康之爭，再到西方倫理學界熱衷于討論的“電車難題”這樣的道德悖論，都涉及人們的道德思維或實踐推理的能力問題。通過各種各樣思想實驗甚至真實實驗來了解人們是如何進行道德判斷和實踐推理的，有助于我們對道德判斷和實踐推理的背景和預設、程序和邏輯，有更好的理解，從而對規則意識的培育，也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2、規則意識中的“意愿”向度

　　在培育規則意識的意愿方面，要特別重視解決好以下三個問題。

　　首先，規則的創制者和規則的遵循者之間的關系。我們經常把民主與法治放在一起說，這不是偶然的。沒有法治，民主就會成為“群眾專政”；而沒有民主，法律的遵循者如果不同時也是法律的創制者，法律規則的正當性依據就沒有辦法落實。但是很顯然，任何稍有規模的社會的民主政治，都不可能實現法律規則的創制者和遵循者之間的直接的完全的重合；在一個作為“關鍵少數”的“先鋒隊”服務于“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政治文化當中，馬克思所說的那個著名悖論，一方面“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另一方面“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尤其亟待解決。

　　其次，改革開放所需要的思想解放與現代治理所需要的依法治國之間的關系。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和開放，多多少少是針對或涉及規則或者規則體系的。改革開放30多年以后，解放思想應該盡早從突破舊有體制機制束縛的1.0版本向建立更合理體制機制的2.0版本轉變。黨中央在推進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的時候，一再強調要取得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就體現了這種轉變。但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當中，有多少屬于具體做法，有多少屬于“制度”層面或規則體系層面的東西？國際貿易領域乃至整個經濟領域中改革開放與制度建設的這種結合，能否向其他領域推廣？如何向這些領域推廣？回答這些問題，需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進行扎實深入的探索。

　　第三，最重要的問題，是規則的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的關系。一個東西有內在價值，是說這個東西構成了我們所追求的目標的內在要素；一個東西有工具價值，是說這個東西有助于我們所追求的目標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實用理性”傳統之深厚，是眾所周知的。在理解規則和制度的時候，它們對所要實現的目標所具有的工具價值，確實是一個重要角度，但我們不能把它變成唯一角度。這里我想強調的是，即使從功利的角度來看，是否要遵守規則，也不能只根據特定場合是否遵守規則而造成的利害得失來加以考慮，而要根據規則作為一個體系是否保存而造成的利害得失來加以考慮。比如，高校招生走“后門”，或許招進來的人中會有好苗子，但關鍵問題在于，招生規則體系被一個一個“后門”鑿得千瘡百孔以后，人們就會對“還有沒有好大學”產生疑問，這樣的負面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實際上，規則不僅有工具價值，而且有內在價值；用康德的話來說，人作為理性的存在，其尊嚴是與其遵守普遍法則的能力和意志相聯系的。是否知道“規則”是什么意思，是否知道“遵守規則”是什么意思，是否愿意遵守一條他知道其意義并承認為有效的與己有關的規則，是衡量一個人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文明的重要標志。規則確實是約束人的，但只有人是可以用規則來約束，而不必用繩索、柵欄或圍墻來約束的。我在演講一開始說，規則直接回答的是“做何事”的問題，而不是“是何人”的問題；但在這里我想說，雖然規則本身的內容是對“做何事”問題的回答，但我們作為行動者是否有按照規則來“做事”的能力和意愿，則是對“是何人”問題的回答。換句話說，我們有沒有規則意識，我們的規則意識強不強，不僅（如前面說的）會決定我們做事的效率有多高，也會決定我們做人的境界有多高。

　　總之，規則意識與社會文明之間的密切聯系就在于，規則意識的提高、社會文明的提高和人之為人的成熟程度的提高，其實都是從不同角度描述同一件事情；提高中國社會的文明程度要做許多工作，培育人們的規則意識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