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放日報首席評論員　朱珉迕

　　眾所期盼之下，中央層面的國企改革方案將浮出水面。據國務院國資委有關人士消息，《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已經中央審議通過，近期將正式對外公布；另有多家媒體消息稱，中央已將指導意見下發給部分機構。

　　此前，已有超過20個省區市發布了國企改革的規劃和指導意見，近期更有多個省市密集出臺改革計劃，新一輪大規模的國企改革均已箭在弦上。同時，以改革破除長期掣肘國企發展的瓶頸，進而激活國有企業作為“國之重器”的創造活力，亦是重點所在。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本輪國企改革已被輿論賦予眾多期望，而一切改革均事在人為。在具體改革手法尚待公布的情況下，通過國企改革重振國企負責人的企業家精神，是一個板上釘釘的方向。

　　事實上，提振企業家精神，也應視作整個國企改革的初衷和起點。這不僅因為在輿論關于國企的種種紛爭中，國企負責人始終居于爭議的焦點；同時也因為國企負責人在企業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往往折射出國企的發展環境和發展活力——習近平總書記此前在東北調研國企改革時即指出，推動國企改革須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而改革亦須符合國情并遵循市場規律。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競爭力，首先就體現于國企負責人的能力上；而既然國企要以現代企業面貌參與市場競爭，國企負責人自然需呈現企業家精神。

　　平心而論，國企管理者中并不乏精英。但很長時期以來，國企卻極少涌現真正意義上出色而富有個性的企業家。由于國企的特殊性，除了承擔企業經營的市場使命外，國企負責人更須承擔來自行政體系的行政使命。這本是國企的要義，但在國企并不充分參與市場競爭的時代，其身上的行政屬性更大大壓過了市場屬性，并逐漸形成了國企負責人身上的某種“行政慣性”。在這種慣性下，國企負責人的選拔、任用和獎懲，均更多依賴行政邏輯而非市場邏輯；相比民企，國企管理者身上的企業家精神，也就一直付之闕如。

　　曾有人將此稱作國企的“企業家困境”，在相當程度上，這種困境的確制約了國企的健康發展。一方面，計劃經濟時代的國企領導無需做決策，只需根據國家宏觀需求執行指示，這使其在根本上就沒有創造動力；另一方面，一些具有企業家性格的國企負責人，也因為相關行政制度的掣肘而難以施展拳腳——囿于相關規定，不少頗為得力的國企負責人不得不在事業爐火純青時“到點退休”，或在剛剛打開局面時被要求“干部交流”，類似一刀切式的規定，成為培育企業家精神的障礙。

　　其實，國企在一些方面時常深陷輿論漩渦，也同企業家精神的缺失相關。企業家意味著對企業經營成果全權負責，同時意味著權責相當。而現實中國企高管薪酬問題一直飽受攻擊，多少就與其行政色彩過濃和企業家色彩過淡相關——并不是說國企負責人不需要承擔行政使命，恰恰相反，其行政使命的履行情況，也需要一個客觀的標準進行評估，并與企業的績效掛鉤，遑論經營管理方面。現實中，公眾普遍抗議國企負責人薪酬過高，國企負責人則頻頻為己“叫屈”，兩相撕扯的根源，恰在于這套評價和獎懲機制同企業運行脫軌。試想，如果以企業家標準衡量國企負責人，在必要限制下實現收益與績效的正相關，體現出“好的多拿，差的少拿，有錯追責”，不僅企業創新動力會增強，針對國企的輿論紛爭也并不是不能止息。

　　所幸的是，類似問題在本輪國企改革中，均已得到了明確的重視。兩年前上海推出的國資國企改革“20條”中，即提出要推進市場化導向的選人用人和管理機制，進而培養國企中的企業家精神；今年6月，中央深改組會議通過《關于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也強調要建立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和市場競爭需要的選人用人機制。頗可期待的是，隨著相關的改革舉措推出，一度失落的企業家精神能在國企中得以重塑。而當國企中真正涌現出一批兼具市場意識和政治責任，并具有創新意愿的企業家，提升國企的競爭力自然不在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