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帶一路”倡議的遠期愿景：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

　　在2014年11月底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要堅持合作共贏，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把合作共贏理念體現到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對外合作的方方面面。王毅外長做了更為具體的闡述，即新型國際關系以合作共贏為核心，摒棄你輸我贏、贏者通吃的舊套路，探索雙贏、多贏、共贏的新理念[29]。《愿景與行動》也強調，“一帶一路”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在共建過程中應該堅持互利共贏的原則，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把各方優勢和潛力充分發揮出來。

　　“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提出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作為亞洲區域多邊開發組織，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亞洲區域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建設。中國作為亞投行的發起國和創始國，承諾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500億美元。亞投行創始會員國申請期間，美國對包括英國、澳大利亞、韓國在內的部分歐洲和亞太盟友施壓，要求其不加入亞投行。然而，上述國家最終決定加入亞投行，也引起美國國內自身對于是否加入亞投行的反思。包括美國國務卿克里在內的多名高官在多個場合表示亞投行“治理標準和透明度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公開質疑[30] 。同時，部分國際輿論夸大“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戰略意圖，認為美國的衰落不可避免，美國被排擠在中國主導的亞洲地區秩序之外。

　　事實上，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的絕對實力仍然將雄踞世界首位，中國是現成國際秩序的支持者和維護者，無意挑戰甚至推翻之，更無意將美國排除在亞洲之外。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公開表示，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積累了很多先進的經驗和好的做法，在治理結構、環評政策、保障條款、采購政策、借款國財政可持續性評價以及包括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在內的項目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標準體系和政策要求，亞投行將充分尊重和借鑒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的有關標準和好的做法，制訂嚴格并切實可行的高標準保障條款[31]。“一帶一路”可以成為歐亞大陸發展振興的一個有力倡議，亞投行將對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顯存地區和國際多邊發展金融機構形成有益的補充，體現中國開放包容的心態。

　　合作共贏思想以道家的樸素辯證法思想為底格。《老子》全篇以“道”為核心解釋世間萬物變化，認為事物都是具有正反兩方面，且可以互相轉化，所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32] 。老子的思想超越了基于基督教和猶太教傳統的一元論，超越了前者所主張的“二元對立”思想，摒棄了事物矛盾面的絕對對立。換言之，國家間的競爭與合作和國際關系的本質并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在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相互依存和聯系日益加深，任何一個國家在面對層出不窮的本土、跨國、地區和全球問題時，都無法獨善其身，更不能以孤立和敵對的態度處理與他國關系。從這一意義上來講，中國提出構建以“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則是摒棄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關于“霸權國和崛起國必然發生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這一理念倡導中美一種新的大國間相處模式，即雙方的關系不是絕對對立和對抗的，兩國可以追求雙贏而摒棄零和游戲，實現良性競爭合作而避免惡性沖突。在“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框架下，中國并不尋求排斥和擠壓美國的歐亞大陸和亞太地區的空間，而是保持開放心態，積極尋求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大國利益共贏的空間。

　　《老子》提出“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多，多則惑。是以圣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33] ，闡述了有道之人的處世哲學，即并不執著于與他人爭奪名利，因此天下也沒有人將其當作對立面而相爭。這一思想為大國如何尋求與他國的相處之道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從國土面積、人口、經濟總量、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的作用等指標來看，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大國。“一帶一路”沿線的大多數國家，以上述指標來衡量，相對于中國都“更小”。中國一貫主張，在國際關系中，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在處理相關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中，中國主張避免斗爭思維，以“不爭”的思維換取尋求合作和共贏的機會。進一步而言，中國發起“一帶一路”倡議、主動出資發起亞投行，彰顯了中國在地區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發揮負責任作用的姿態，也展現了中國主動為地區發展提供公共產品的意愿和能力，這也是對老子單純“不爭”思想的超越和創新。

　　五、推動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原則和途徑：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愿景與行動》文件指出，“一帶一路”共建原則包括：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開放合作非排他，各國和國際、地區組織均可參與；堅持和諧包容，倡導文明寬容，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求同存異、兼容并蓄；堅持市場運作，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各類企業的主體作用，同時發揮好政府的作用。從實施路徑來講，以目標協調、政策溝通、對接合作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靈活彈性、多元開放的合作進程；不刻意尋求建立新的合作機制，爭取依托既有的雙多邊和區域次區域合作機制框架開花結果。

　　具體而言，共商、共建、共享包含幾個要義：第一，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不是給沿線國家強加落實中國版的“歐亞大陸發展綱要”，中國不強求簽訂雙邊或多邊條約，也不事先預設區域一體化的具體目標，而是在自愿參與、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地開展合作。第二，在“一帶一路”沿線，各主要大國和地區及國際多邊組織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涉及互聯互通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地區合作倡議，比較典型的包括美國“新絲綢之路”計劃、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印度“季節”計劃、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的多邊經濟合作、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推動的泛亞鐵路計劃和亞洲高速公路計劃、亞洲開發銀行牽頭的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計劃、歐洲—中亞交通與能源倡議等。“一帶一路”是非排他性質的合作倡議，不是零和博弈的對抗游戲，更不是對已有合作倡議的排斥、擠壓和替代，中國與俄羅斯、美國、印度、歐洲等在各自倡議下可以進行對接，形成良性互動的氛圍。

　　老子的思想體現了理想主義和和平主義情節。《老子》中有這樣一段對于國家間應該如何相處的論述，“大國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靜勝牡。為其靜也故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34] 。這表達了一種國家間應當和睦相處的理想主義理念，他認為小國與大國的關系不應該是強迫和強加的：大國對小國應當謙下，就能取得小國信任；小國對大國尊重，就能被大國信任[35] 。同時，他也闡述了用兵之道，所謂“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乃無敵”[36] ，即有武力一方應該寬容忍讓、以退為進，而非主動謀取積極進攻。

　　老子的思想體現了對主動使用武力、強權政治的反對。他提倡國際關系中的和平主義，主張無論國家大小和國力強弱，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將自身的意志強加給對方。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設基于自愿原則，中國不強迫任何國家加入、也不將自身對如何落實該倡議的看法和意志強加于任何國家。中國提出“積極與沿線國家的發展戰略相互對接”[37] ，通過與部分國家簽署合作備忘錄、地區合作和邊境合作的備忘錄及經貿合作中長期發展規劃的方式推進倡議落實，這不僅是對中國一貫主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相互尊重”原則的重申，也是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則的核心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