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方政府治理與社會發(fā)展的協(xié)同性邏輯

　　政府與社會是互嵌互構的，政府所有的行為都嵌入社會結構之中，社會活動也離不開政府的身影。地方政府治理是政社互動的網狀結構，地方政府治理與社會協(xié)作治理形成強政府與強社會的協(xié)同共治模式。一般來講，社會協(xié)同治理水平首先來自于政府治理能力，然后才是社會發(fā)育程度。如果政府治理能力強、社會治理能力弱或者兩者治理能力都弱，政府將順其自然地或者竭盡全力地采取管控手段面對社會，價值判斷將主要是社會穩(wěn)定與秩序。如果政府治理能力強、社會治理能力也強，那么，將出現(xiàn)雙方平等地位、對等對話，從而構成多元主體協(xié)作框架，形成協(xié)同治理的局面。

　　面對社會，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內涵是什么？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集中體現(xiàn)在“反應性理政”向綜合治理的轉變。長期以來，西方學界的“中國模式”論，強調了地方政府強勁治理能力是中國發(fā)展奇跡的密碼。國內有學者認為，中國治理尚無模式可言，只是一種“反應性理政”，只是根據(jù)社會變遷做出適時性反應和調整，核心是及時靈活調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如果從社會發(fā)展的需求性邏輯出發(fā)，面對社會，我國的“反應性理政”模式必須完成向綜合治理模式的轉變，具體表現(xiàn)在四個方面：第一，由管制轉向服務。在以往的思維中，社會是被治理的客體，社會服從政府管制，政府管理與控制社會。在治理視角下，社會是能動的，社會主體自身也是社會管理主體，政府與社會主體共同治理社會，社會既能自我服務，也能參與社會治理，政府的角色是為社會主體提供制度引導和服務平臺。第二，由單一性轉向多元性協(xié)同。社會治理無法由政府單一主體完成，需要政府與社會的功能互補、能力互強。如果將政府比做計算機，其治理能力就是計算機的性能，性能高低由CPU和其他軟硬件共同決定。“CPU”是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部件，需要社會“軟件”與“硬件”的匹配和兼容，否則，計算機就運轉不起來。第三，由硬實力轉向軟實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必須“軟”“硬”相結合，硬實力是支配力、控制力，軟實力是影響力、感染力。硬實力將呈現(xiàn)政府能力由強到弱的趨勢，軟實力將體現(xiàn)政府權力由弱到強的轉變。硬實力往往有現(xiàn)實之“軟”，“軟實力常常比硬實力更有效。”政府公信力是地方政府軟實力的核心，地方特色文化走向品牌是地方政府軟實力走向完善的捷徑。重塑地方政府公信力，必須依靠體制改革到位和政府職能轉變到位。第四，由治他轉向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前提是社會自治，社會自治力增強有利于政府自我約束強化與政府對社會控制弱化，這就是政府從單純“治他”轉向“自治”與“治他”相結合。地方政府社會治理完善的趨勢，是政府與社會主體平等相處、互為補充，政府在管好、管住自己的同時，保護社會主體，規(guī)范社會發(fā)展，防范社會任意，引導社會方向，真正實現(xiàn)責任政府的轉身。

　　面對政府，社會主體治理能力提升的內涵是什么？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不能忽視社會主體性與自治性的回歸。政府治理的最終目標是國家回歸社會，社會自我組織起來，社會主體參與整合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保護社會組織，爭取公民權利。未來社會治理，必將越來越依賴社會主體的參與。面對政府，社會主體治理能力提升具體包括三方面內容：第一，法治社會建設；第二，社會組織發(fā)育；第三，公民意識生成。

　　所謂“法治社會”，就是能夠享有法治權利、履行法治義務、承擔法治使命、認同法治權威、實現(xiàn)法治目標、配合法治推進、內化法治價值的社會。在法治社會中，公民一方面從法治中自然獲得合法權益、正常合法權益得到保障、有足夠的平臺和途徑與侵害自己合法權益的現(xiàn)象作斗爭；另一方面，在法治推進中，公民明白自身的法治角色，增強遵法自覺、提升守法責任、恪守法律底線、維護法律權威、促進法律完善。從上述概念界定可知，法治社會與法治公民都是法治資源的權利人與法治責任的義務人。他們具有參與公共事務、監(jiān)督政府權力的資格。他們堅守人民主體地位，在改善民生、保護民利、維護民權、反映民愿、表達民意等方面與政府一起，參與社會治理。

　　所謂社會組織發(fā)育，就是按照社會組織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通過提高社會的凝聚力，將原來分散冷漠的個體組織起來，通過打破“政強社弱”的邏輯，使原來孱弱的社會組織壯大起來，通過社會組織的發(fā)展，使社會秩序真正從根本上穩(wěn)定下來。長期以來，我國對社會組織，采取的是政府單向培育的模式。實踐證明，這種模式成效低微、事與愿違。社會組織既不能完全靠政府培育，也不能在脫離規(guī)則下自由發(fā)展，我國社會組織發(fā)展必須走發(fā)育與培育相結合的道路。社會組織成熟，關鍵是自身素質的成熟。衡量一個社會組織自身素質是否成熟，主要有六個方面的標準：（1）責任性，就是把社會公益事業(yè)責任內化，確保其出發(fā)點的公益性；（2）自律性，即有約束自身行為、履行公共服務的自覺性，包括組織結構制度化、規(guī)章制度健全以及人員選用標準等；（3）專業(yè)性，具備專業(yè)知識的專業(yè)人員，并具有專業(yè)管理經驗；（4）透明性，具備接受社會監(jiān)督的心理準備，具有接受社會監(jiān)督的制度安排，并提供社會監(jiān)督的制度便利與操作平臺；（5）市場性，社會組織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和動力，通過市場機制展示自己活力，運用市場化思維做好社會事業(yè)，適度獲取經費來源卻不以盈利為目的；（6）適應性，不搞行政化，更不搞集權化，使自己始終具備積極的應變能力、快速的反應能力、靈活的應對能力，適應和融入社會環(huán)境，不斷提高自身基本素質和服務能力。

　　所謂公民意識生成，一方面是指政府權力來源于公民私權利的普遍理念。西方早期的社會契約論假設了公民與國家關系對峙格局的新型模式。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們正是以社會契約論為基礎構筑了現(xiàn)代社會制度。現(xiàn)代公民意識，塑造了公民人格。公民人格，源自于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契約奠定了公民主體性地位，必然順理成章地在保障權利、制約權力的制度中推進公民自覺。公民意識的一個內容是指公民對法律的責任。公民守法，既需要從內在說服力內生為公民的守法自覺，也必然從外在強制力約束自身行為，借助“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產生被普遍遵守的強制力。在我國法治推進的當下，法律權威的奠定需要不斷推進管理體制改革、嚴肅執(zhí)法機制、強化監(jiān)督機制、完善訴求機制、推進獎懲機制，從而使公民守法與法律約束力相呼應。總之，公民意識是法治的心理根基。它將法律精神和守法意識內化成公民的心智理念，成為人們日常行為和公共生活中的自我要求。公民成為法治的崇尚者、遵守者與捍衛(wèi)者，無疑也會成為政府治理的最強勁支持者。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就是在公民意識生成下得以正常發(fā)揮的。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在法治社會建設、社會組織發(fā)育、公民意識生成中得以提升。地方政府通過加大對社會組織的支持力度，營造社會組織發(fā)展新環(huán)境。社會組織在提升自治能力的同時，也提升了對政府治理的參與能力。因此，“市民社會被國家建構，同時也建構了國家”，地方政府治理就是在政府與社會動態(tài)均衡發(fā)展中協(xié)同治理。庫珀等認為，協(xié)作性治理包括協(xié)商、公民社會、信息交換、選舉和對抗五種公民參與途徑和提升政府合法性等協(xié)作性變量。當下，我國地方政府在還權于基層自治組織、向基層購買服務中，探索政府與社會治理新框架，嘗試著走向治理3.0版本新探索。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是一個系統(tǒng)概念，不能脫離中央向地方合理逐級下放權力，使地方政府從中找準自己的定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不能脫離市場經濟規(guī)律的本質要求，也不能脫離社會組織的成熟、承接與參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將在自身體系、與市場和社會三重邏輯關系中日趨完善，并與整體改革開放進程同步、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