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國企改革、新文化運動、審批權、“中國制造2025”、大學校長、政府干預創新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連維良：多領域、多方式、多途徑推進發展混合所有制】
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表示，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總的要求是，堅持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堅持完善制度、保護產權，堅持嚴格程序、規范操作，堅持宜改則改、穩妥推進，特別是要切實保護混合所有制企業各類出資人的產權權益，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指導意見》明確要多領域、多方式、多途徑推進：多領域。市場競爭比較充分的領域，要積極引導發展。同時，在能源、交通、通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進入門檻較高的領域，也要向非國有資本推出符合產業政策、有利于轉型升級的項目；多方式。包括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參與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資擴股，參與國有企業經營管理；多途徑。依托證券市場和產權市場，非國有資本投資主體可以通過出資入股、收購股權、認購可轉債、股權置換等多種途徑參與。
摘編自人民網
【廖峰：新文化運動是對晚清以來保守主義文化的清算】
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廖峰指出，在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的今天，媒體和社會大量出現了重建“孔家店”、恢復鄉紳階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呼聲；一些所謂的“新儒家”打著復興傳統文化的旗幟，要求在政治上恢復地主、資本家的地位。這種聲音恰恰可以與北洋軍閥時期鼓吹讀經復古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相“媲丑”，這也正是毛澤東同志所斥的文化“逆流”。
反思百年改良與革命的歷史，我們自然明白，百年前發生的新文化運動，恰恰是中國人民自我啟蒙、追求現代化道路的偉大運動。這場運動清算了晚清以來的保守主義文化，使國人從“復古改良”的迷思中走出來，向世界尋求現代化道路。自此之后，共和革命的成果得以保護，新文化取代了反動保守的封建文化，社會革命走上歷史舞臺，這都是新文化運動百年的歷史遺產。我們今天依然需要繼承這份偉大的文化遺產，繼續反對專制的政治制度、反動的保守文化。
摘編自《中國文化報》
【沈榮華：地方政府審批權本質上沒有發生“化學變化”】
蘇州大學沈榮華撰文指出，界定政府與市場關系，不能理想化與簡單化，也不是單純去政府化。當下，地方政府退出市場需要一個過程，在地方政府退出資源配置主體角色的宏觀定位過程中，還必須在策略上繼續介入市場經濟。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之路，就是一個頂層設計與泥濘前行相結合的過程。由于長期與市場相互嵌入，地方政府與市場難舍難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旦斷然強行分離，即使不會“傷筋動骨”，也會“藕斷絲連”，引發雙方都無法承受之痛。目前，大張旗鼓的權力清單改革看似策略上一大發明，旨在控制和規范政府權力，但是，實際運行中并沒有預期的那么深刻、真切和有價值。大多表現為權力之間的“合并同類項”，或者“東家挪到西家”的物理變化。從數量上看，地方政府審批權確實減了，但是，核心權力幾乎沒有少，本質上沒有發生“化學變化”。它沒有觸動基本權力結構，也沒有法治化的規范和社會化的參與與監督。
顯然，寄希望政府權力清單來達到地方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清晰定位，是過于理想化了，更遑論地方政府一向介入地方經濟高漲熱情的慣性。就目前操作層面來講，要建構地方政府與市場經濟的適度關系，可先借助地方財政能力來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政府由替代市場轉向保護市場；在此基礎上，逐步弱化地方政府對經濟的直接介入和不當干預，逐步由市場填補和替代原本政府伸手之處，方能避免地方的抵觸或反彈。
摘編自《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
【高玉偉 李佩珈：“中國制造2025”未來10年將展現出五大趨勢】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高玉偉李佩珈撰文指出，未來10年，“中國制造2025”將展現出五大趨勢：一是新興技術將引領制造業高端化。二是以全球視角優化制造業資源配置。三是互聯網將帶來制造業的最大變革。四是綠色制造將成為制造業的發展方向。五是一批中資企業和品牌將具備更大的全球影響力。我國金融業面對“中國制造2025”帶來的機遇，應堅持拓展高端制造業跨境業務與國際化平臺協作并重，堅持調研營銷高端制造業客戶與創新金融產品服務并重，堅持拓展制造金融業務與加強風險管理并重。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席酉民：大學校長是一個備受煎熬的角色】
西交利物浦大學執行校長席酉民指出，在時下的中國高校有這樣的笑話，“想害誰，讓誰去當校長！”校長在光鮮的外衣下常過著“環境亂、任務重、責不輕、待遇低、工作難、百姓嫌”的日子。
第一，因法制不健全和長期形成的社會習慣，中國大學和校長幾乎承擔著無限責任，只要和學校有關的事情，學校幾乎要一包到底，學校很難單純按責任和法律程序解決，校長好像坐在火山口上，隨時準備應付某些突發事件。第二，誰不知道大學應靜心教育和研究，但現在的資源配置和教育評估使大學在教育規律和現實體系間備受煎熬，我們不難發現，絕大部分校長都知道有不少事務不符合辦學理念或不應該做，但不得不努力地做著。第三，現在大部分校長都有很高的學術造詣，當校長幾年不僅待遇可能低于學術崗位，而且如果放棄了學術，離任后日子將很難過，于是乎校長們就以“雙肩挑”的方式任職，結果往往不僅在資源配置上會失去公允性，而且即使全力投入也未必能搞得好，大學領導和管理工作也會大受影響。第四，如果再考慮到大學的知識組織和教職工的知識工作者的特色，從管理上講，其工作過程和行為信息不對等，加上大學重視學術權威、學術自由和公平，與營利性的企業和管理型的政府相比，權力機制的作用相對弱化，而且大學管理還比企業少了市場機制和經濟手段，與政府比大學的效率更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大學是人類最難管理的組織之一，校長的工作難度可想而知。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當下中國的校長是一個備受煎熬的角色。
摘編自《光明日報》
【金愛民：政府干預創新要覆蓋創新鏈的全過程】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課題組（金愛民執筆）認為，政府和市場之間是一種“犬牙交錯”、“相互銜接”的關系。當前，在市場中的創新主體、中介服務體系還不發達不完善的情況下，政府適度介入企業創新、積極扶持企業創新，或許是無奈的選擇，但也是有效的選擇。政府干預創新要覆蓋創新鏈的全過程，其路徑選擇重在四個方面：
一是技術前瞻布局。政府通過支持前沿性、前瞻性、基礎性、行業共性技術研究等，促進科研成果和人才向企業擴散和流動，降低企業的研發成本和風險，確保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勝出。二是完善創新政策。在創新鏈和創新活動的各個環節，通過與創新有關的產業、金融、知識產權、貿易、財稅等政策，充分發揮政府對創新的統籌、協調、引領和帶動作用。三是優化市場環境。政府構建有利于創新價值實現的市場體系和經濟制度；四是創新服務體系化。政府簡政放權，放寬市場準入管制，釋放市場活力，大力發展市場化、專業化、社會化創新服務機構和組織。
摘編自《解放日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