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的宏觀調控,要通過決策與實施的機制化,來防止宏觀調控的“泛化”“任性”和沒有“規矩”

　　宏觀調控實質上是政府對市場的某種干預,這種干預必須建立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按市場規律辦事。宏觀調控新常態就是要把“市場決定論”作為基本出發點,推進市場化改革,夯實宏觀調控的微觀基礎,完善政策傳導機制,更多地依靠市場化手段調控經濟。

　　過去我們有一種不好的傾向,就是宏觀調控“泛化”。一方面,在經濟體系不完善、還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手段解決問題的時候,人們會想到各種招數,比如土地閘門、信貸閘門,有時候“烏紗帽”也用上,然后發現這么做很“有效”。但另一方面,隨著宏觀調控的泛化,往往會對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本身形成制約,從而不利于市場機制的真正形成,這反過來,又為宏觀調控的泛化創造了條件或“借口”。或許總是處在宏觀調控之中,亦或許是總要“依賴”宏觀調控(比如經濟不好的時候指望刺激),除了某些部門認為宏觀調控是萬能的,連一般的市場參與者、被調控的對象也以為宏觀調控能夠包打天下。事實上,宏觀調控的最高境界是人們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所謂“潤物細無聲”)。那些指望經濟中的大事小情,如有個波動、出個行情,都要靠宏觀調控來解決的想法是有問題的。宏觀調控不能包打天下,特別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今天。

　　因此,我們必須實現宏觀調控決策與實施的機制化,這樣才能做到以不變應萬變,才能有定力,才能謀定而后動。缺乏機制化,就會眉毛胡子一把抓,各種政策頻頻出臺,各個部門一起來,各類工具一起上,甚至會以情況特殊為借口,突破一些常規限制,這就使得宏觀調控非常“任性”,造成以后的被動。一是問題成堆需要“消化”;二是沒能提供一個正面、好的遵循,再以后仍會這樣“任性”下去,沒有“規矩”。

　　另外,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舉一動對世界產生的影響都是無法忽略的,比如近期的亞投行及一帶一路戰略,就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強國際政策協調和敦促各國踐行負責任的經濟政策。首先,加快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密切跟蹤國際經濟金融形勢和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變化,認真評估分析其對我國宏觀經濟和政策實施的影響,主動加強與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協調和溝通,更加積極地參與多、雙邊國際經濟合作,提升國際話語權,推動國際宏觀經濟治理結構改革,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營造于我有利的制度環境,拓展發展空間,維護開放利益。其次,敦促各國踐行負責任的經濟政策。一方面,關注世界發展的中國因素,即中國無論是發展規劃還是宏觀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將其對外部世界的潛在影響考慮進去。盡管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政策,中國的事自己管,但中國的政策不再是中國一家的事,這是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自覺意識。宏觀調控新常態要有全球視野、合作精神,采取負責任的經濟政策。中國的政策既對中國經濟負責,也對世界經濟負責。把中國經濟搞好,就會為各國創造更廣闊的市場和發展空間,為世界經濟帶來更多正面外溢效應和“正能量”。另一方面,關注外部因素對中國的影響和沖擊,要求相關國家也要采取負責任的經濟政策。比如美國,就要關注本國經濟金融政策的外溢性影響(如貨幣政策正常化可能帶來的全球性沖擊),采取負責任的經濟政策。這就需要自我約束,也需要一定的機制(如G20等)相互監督和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