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媒體利益互動場域中，政府、社會精英、普通公眾三者之間的互動成為“日常生活圖景”。這是因為，從互動主體來看，政府與社會精英之間、政府與普通公眾之間、普通公眾和社會精英之間針對社會事件和議題進行討論溝通，彼此之間交換意見和利益觀點。政府通過新媒體平臺發布最新的政策、動態走向，社會精英和普通公眾在熟悉相關信息后，根據自身利益來發表看法，比如通過微博轉發和評論、微信朋友圈留言等方式，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據；在普通公眾和社會精英之間的交流中，社會精英往往扮演著意見領袖的角色，他們的觀點和看法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公眾的觀點，當然，公眾的呼聲也是精英們形成觀點的參考。就互動形式而言，新媒體的應用形式不僅多樣化，而且還可以相互結合，發揮集成優勢。例如，微博和微信并不是兩個毫無關聯、完全獨立的平臺，相反，在微信中引起圈子關注的議題會被用戶及時分享到微博平臺。而微博上的各種見聞和觀點意見也會在微信平臺傳播，微博的大眾傳播與微信的小眾傳播的結合，使得新媒體平臺上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更加便捷和高效，進而在互動規模和互動效果上取得雙贏。

　　利益主體利用手中的話語權在新媒體平臺上不斷討論，這為不同利益群體達成多元共識提供了可靠保障，當然，只有經過充分對話、爭辯與協商而形成的多元共識才更穩固。

　　新媒體的自組織性使各利益主體的互動趨向有序

　　不同利益主體借用新媒體這一平臺而進行的互動，其最終所要實現的結果就是凝聚社會最大公約數的利益，最大程度地達成多元共識，提高社會運轉的效率。

　　在新媒體平臺中，存在著大量因為相同的社會地位、相近的文化背景、相似的理想信念而聚集形成的圈子，其內部成員出于圈子內的共通點，在利益互動中能夠遵從理性原則，理性表達，即使存在異見，彼此之間也能夠較好地理解和包容，尊重差異。同時，圈子和圈子之間的相互影響和滲透，使得不同利益主體的價值觀念相互碰撞，思想也更為活躍和開放。但不管是圈子內部還是圈子和圈子之間，都會受到新媒體自組織性的影響。不同利益群體在表達中有協商、有競爭，各種觀點相互作用、相互啟發、相互補充，在充分的互動和交鋒中會逐漸走向融合。無論討論結果如何，最終都是從無序的討論走向了有序的狀態。而這種經過了充分的醞釀、發酵、競爭而達成的良性狀態實際上是一種利益妥協，這種妥協意味著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走向平衡狀態，達成多元共識。

　　2015年6月17日，微信朋友圈突然被廣大網友刷屏，“建議國家改變販賣兒童的法律條款拐賣兒童判死刑！買孩子的判無期！”被拐賣者的切膚之痛，為人父母的隱憂在一時之間被瞬間點燃，相關話題的閱讀量超過了21萬。事實上，拐賣婦女兒童情節嚴重的罪犯被判死刑，在我國也有先例，但是此次爭論的焦點主要是拐賣婦女兒童“是否該一律判死刑”。最初微信、微博上公眾紛紛作出承諾和表態：“我在XX，堅持拐賣兒童判死刑”。公眾的憤怒情緒已經稀釋了理性，事件更多地成為了公眾情緒的宣泄；而經過話題的持續醞釀，微博平臺上的文章、長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相繼出現了一些更理智的聲音，來自法學界、社會學界等專業人士從更科學合理的角度提出反對意見，告訴公眾判死刑不是打擊犯罪的有效方式，如果一律判處死刑，人販子很可能鋌而走險殺人滅口，反而對兒童不利，保護兒童立法是一方面，同時也要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在話題從醞釀、爆發到最后冷靜思考的全過程，公眾、受害家庭、專家等不同利益群體都有發言的機會，多種群體、多種聲音在自發協商中從雜亂無章逐漸走向有序狀態，形成了相對理性的共識觀點。

　　總的來看，在多元化共識達成的過程中，政府、社會精英與普通公眾都在新媒體平臺中“發聲”。普通公眾能夠通過新媒體及時接收信息，了解事件真相，同時也能夠自主地參與到討論中來。社會精英可以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營造良好的協商氛圍，使討論更為理性，助推共識的達成。政府“放低身段”的參與有助于提高信息的透明度與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而及時回應社會精英與公眾的質疑，會進一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我們更應該重視新媒體平臺在利益表達、利益互動與利益妥協這三個方面的積極作用，為各利益主體提供更多便利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