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要使吏民都知法、習法、守法。管子說：“法者，天下之儀表也”，意思是法是天下人行為的規范。法家主張“法莫如顯”，意思是法律要公開，以便天下吏民知法守法。唐朝《永徽律》制定以后，為了使執法之官和百姓都能懂得法意，正確理解律文的規定，特別集國家博學碩儒共同制成了《永徽律疏》，疏解律文，便于吏民知曉。在科舉中還特別設明法科，培養執法的官吏。明清時期，朝廷為了彌補士人以制藝（八股文）作為躋身官場的敲門磚，卻對法律茫然不知的缺陷，在明清律中特設“講讀律令”條，每年定期考核官吏的律例知識，不合格者，或罰俸或議處。這條法律規定，明清時期曾經認真執行過。明清律學的發展，特別是清朝《大清律例》簡易讀本的普及，是和官吏準備的法律考試有一定的聯系。但在清嘉慶朝以后，國勢日非，考核官吏的法律規定也就難以執行了。這種官吏的普法教育，是每年定期舉行，是常態化的，不是只搞一次一時，也頗有借鑒意義。除要求官吏習法執法外，也要求百姓知法守法。商鞅曾講過一段名言：“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就是說，當官吏知道百姓懂得法律，所以不敢以非法對待。中國古代還在鬧市公布刑象之圖，向百姓宣傳法律。明太祖朱元璋為了使老百姓懂得法律，還特別制定了《大明律直解》，他說：有了這本書，老百姓可以“寡過矣”。歷史的經驗證明，老百姓知法是施行法治的廣闊的群眾基礎和保證。

　　記者：古代的法制雖然與現代的法治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對于當下不斷奮進的中國而言，盛世中法制要義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借鑒意義。能否請您談談具體有何借鑒意義？

　　張晉藩：中國法制的歷史經歷了四千多年發展，而且從未中斷過，其完整性、系統性是世界其他文明古國少有的。它是一個極其宏大的寶庫，其中蘊藏著治國理政、立法建制的豐富經驗，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總結。

　　其一，立法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中國古代的國情，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疆域廣闊，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二是自秦以來，便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針對這樣的國情，古代的立法也有相應的規定。

　　比如，朝廷制定適用于全國的法律，同時也責成地方因地制宜制定法律，發揮朝廷與地方兩個立法的積極性。這方面，清朝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史料，如《大清律例》是適用于全國的統一大法，同時地方也根據具體的事宜制定了省例、成規，互相補充，各有針對性。另外，針對統一多民族的國情，中國古代盛世時期很注意制定適用于少數民族的法律。這一點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余年的周朝。周公曾經下過這樣一道法令，就是周族人如果“群飲（酒）”，處死刑。這是鑒于商族人好酒亡國的教訓而定的嚴法。但對于商族人“群飲（酒）”，則“毋庸殺之”，教育了事。這是最早的因俗制宜的民族立法。漢唐宋元明，都有民族立法，而以清朝最為完備。清朝非常重視少數民族的立法，制定了《理藩院則例》《回疆則例》《番夷成例》《西藏章程》等。清朝民族立法的指導原則是因族制宜、援俗而治，這一原則是非常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