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要依法治國，以德化民。早在公元前七世紀左右，管子便提出以法治國的主張，這對后世很有影響。法被后世的統治者奉為“治世之具”。需要指出，古代的以法治國和今天的依法治國是不同的，它是作為皇帝手中治理國家的工具出現的。魏征曾經形象比喻國家好比一匹駿馬，皇帝是騎手，他手中的鞭子就是法律。這種法律工具主義影響深遠，而且也在不同時期起到過積極的作用。如同韓非所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除以法治國外，對于百姓則重教化，“以德化民”，使他們知廉恥，明是非，內心向善，遠離犯罪。“以德化民”和“明刑弼教”在終極目的上是一致的。古人對德法互補互用論證頗多，也很有借鑒意義。

　　其三，要依法課吏、察吏。所謂“課吏”就是考課官吏的治績，以定黜陟（升降）。考課之法始自戰國，當時叫作上計，就是每年年終考核地方官人口錢糧增減等情況，決定官職的升遷。漢代有“上計法”，到了唐代，考課法相當完備了。考課的標準是“四善二十七最”，如“德義有聞”是四善之一；“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達到標準的升官，不合標準的要貶官甚至懲罰。有時皇帝親自給丞相寫評語，唐玄宗就曾給一個很有作為的丞相張說寫過評語，說他只達到中上的水平，可見考課之嚴。到了清朝，京官考課叫“京察”，地方官的考課叫“大計”，每三年定期舉行。“京察”有六個標準，叫“六法考績”，那就是不謹、疲軟無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由于考課定期舉行，制度化了，有明確的標準，并且一定有獎懲，是很嚴肅的，所以考課對于古代選拔賢吏、罷黜惡吏起到了積極作用。除考課外，還有就是察吏，也就是御史監察制度。這方面論者很多，我覺得值得提出來的有三點：首先，察吏有法。從漢代的“六條問事”到清朝的《欽定臺規》，監察法不斷完善，成為中國古代行政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監察官位卑權重。監察御史不過是七八品官，但他是皇帝的“耳目之司”，巡按地方時“小事立斷，大事奏裁”，可以直達“天庭”。巡按御史或定期或奉命專項巡按，成為糾正官邪、彈劾不法、督勵地方守吏的一項重要制度。最后，就是監察官的任職條件非常嚴格，要有文化素養，必須科舉出身；要有清廉剛正的品格，敢于不畏權勢履行職責；還要有地方行政官的辦事經驗，如明朝時，監察官要經過兩任知縣才能擔任。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對于維持國家綱紀，彈劾貪官污吏，平衡各機關之間的權力，保持官僚隊伍的素質，起過積極作用。無論考課還是監察，都具有極為現實的意義。

　　當前，我們正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正在進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的偉大事業，這是人們多年來所追求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偉大目標，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需要從悠久而豐富的中國法制史的寶庫中尋求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以史為鑒，可知興替”，既是古人的名言，也是經驗的理性總結。讓我們珍視中華民族的古圣先賢留下的文化遺產，讓它穿越時空持續發揮其所獨有的功能。（記者石偉 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