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團，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國青年》：近日，湖南省臨澧縣副縣長、34歲的劉濤辭去官職，回到故鄉，開始種植紅心獼猴桃，你怎樣看待這條新聞？

　　楊團：此類事情在增多，這是一個好現象。更多的年輕人開始按照自己的意愿來安排生活。以往，大家都想去當公務員，并不見得是內心的追求，而是遵循社會普遍的認知——公務員工作穩定，社會地位高，這個職業令人羨慕。

　　現在，這種慣習——以外界評價為職業選擇第一要義，已經不那么牢固了。一些年輕人開始向內心尋找，這一生到底怎么過，才是我自己、我個人真正期望的。個性張揚，追求自我實現，是新一代年輕人的一個重要標識，青年尤其是有知識的青年愿意返鄉的比例在增加，正說明了這一點。

　　我是和共和國同時誕生的，我們這一代人大都習慣于按照黨和國家的指令，以及社會、外界所認可的方式，循規蹈矩地工作和生活，滿足于不出格、隨大流，不懂得選擇，也不會選擇，更不用說自我創造了。

　　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人的解放，把幾乎一模一樣的“木頭”似的幾億人，還原為具有不同個性、不同追求、不同思維的鮮活的人。尤其在移動互聯時代，人的創造如洶涌澎湃的火山噴發，而且越是年輕人，越能不受束縛、隨心所欲地創造，工作和生活融為一體了，選擇和創造就是生活。

　　大家都該記得，20多年前發起的“希望工程”，倡導全社會支持鄉村青少年走出大山，到外面求學。那時的鄉村，生產生活水平都很低下，孩子上不起學。幫助他們走出大山，等于幫助他們走出貧困，追求幸福。這么多年過去，現在的農村，生活水平比以前是提高了很多倍，但是，鄉村里的青壯年大部分走空了，只剩下留守老人、婦女和很小的孩子。淳樸的鄉情丟失了，鄉情所承載的社會信任不見了，大片的土地荒蕪了，河流干涸了，有滋有味、豐富多樣的農產品被化肥農藥改造成一個味道，甚至含有毒素了。

　　原來的家鄉變得完全認不出了。這讓那些當年走出大山，進了城、出了國、得到一份穩定職業和不菲收入的年輕人，還有支持他們，對什么是好的發展懷有憧憬的同代人心里都很不好受。知識是用來做什么呢？首先是增進思考和分辨的能力，這是行動的推動力。當年輕的一代懂得了什么是值得保留與珍惜的價值，就會產生返鄉或支持返鄉愿望和行動。

　　除了鄉村問題，這些年城市病的顯現也從反面推動了返鄉。一些白領階層里的人厭倦了城市里的生活，感悟到鄉村的美好，希望自己的一生哪怕留住短暫的美好，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更單純，吃進肚子里的食品更安全，鄉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更能展現。

　　于是，他們行動起來，而且主動聯合各界人士，以愛故鄉為主題，推動更多的人返鄉創業和支持創新改變未來。中歐校友愛心聯盟以“i20-讓故鄉年輕”公益晚會的形式，鄧飛以“e農計劃”的形式都在做倡導活動。這部分人的能量大于他們的人數，而參與這類行動的人數目前在逐漸增加中。

　　可以說，無論是出于自身的考慮返鄉，還是對故土的眷戀返鄉，都是生活方式在轉變之中的表現。

　　返鄉潮將會在未來五到十年形成一個高峰

　　《中國青年》：在你看來，這種生活方式轉變的人會不會越來越多，會不會成為一種趨勢或者潮流？

　　楊團：2013年末，北京農禾之家咨詢服務中心主辦過首次全國性的“返鄉青年匯”活動。當時我下過一個判斷，中國的返鄉將會在未來的五到十年形成一個高潮。

　　我做這個判斷的根據，一是中國農村的問題基本到谷底了，青壯年常年出走，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看家成為普遍現象，農村人口結構與其社會結構的演變造成農村的整體衰落，出現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發展，阻礙農村現代化的重大問題。

　　二是農村的發展與整個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越來越相互脫節，黨中央、國務院連年向農村投入上萬億資金，但除了大力增強基礎設施建設外，并未在整體發展上見到根本性改變。應該說，這種局面不能再維系下去了。這在中國千年歷史上可以說是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個規律，就是見底翻盤，翻盤向上。中國的“三農”改革一定要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路子。在這個不斷探索的過程中，鄉村人口結構的改變是其中重要一環，所以，返鄉青年的行動不僅利于鄉村、利于自身也利于國家。那么，它為什么不會在未來形成大趨勢或者大潮流呢？國家為什么不會予以政策支持呢？

　　《中國青年》：在你看來，哪些人群會構成返鄉潮的主體？

　　楊團：第一類是農民工。從底層的建筑工人到中小企業家都包括在內。他們在農村是有根的，對土地有感情。

　　30年前從農村走出來的這些人，在城市不僅積累了資金，更開闊了視野，有了自己的選擇和主張。他們返鄉后，成為農村骨干的概率最大。走出大山，回到大山，這件事可以證明，中國不但經濟發展了，社會發展了，人的精神也在成長。

　　第二類是以年輕人為主體，他們覺得農業是可以展示自己才干和創意推動的行業，他們的鄉建通常比較創新。從鄉村走出來的這類人更多一些，當然也有城市出身的。

　　第三類是功成身退的中年人，他們在市場經濟前三十年拼搏中積累了財產，他們返鄉更想做一個閑在的閑云野鶴，以愉悅身心為目的做有機農業，首先為自己、為家人，同時當然也給農村帶來了新鮮血液。他們之中有些人已經融入了當地鄉村的社會生活。

　　第四種力量是組織化的NGO或社會企業，比如小毛驢農場、社區支持農業、農禾之家咨詢服務中心、鳳凰公社、梁漱溟鄉建中心、滋根，還有樂施會、宣明會等境外的涉農NGO，都從不同維度關注農村問題和鄉村建設。

　　《中國青年》：現在距你作出的判斷已經過去了一年半時間，目前有無變化？

　　楊團：我把很多社會觀察結合在一起，能看出返鄉行動是漲勢，不過，我以為漲的速度目前不是太快，算作前期吧，而五到十年這個趨勢將會蔚為大觀。

　　從社會政策上看，目前和今后一段時期重點鼓勵的返鄉主體應該是農民工，還不是大中專畢業生。政策的把握是很重要的。當然，大中專畢業生還有白領返鄉，其社會影響力往往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