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長的聲音

　　信中，王德三從自己的家世回憶起，總結一家三代從事教育的經驗，回顧自己的成長經歷。他寫道：“我們的家庭，是所謂書香寒士的人家。祖父一生沒有做過一件錯事。他不是一個什么偉大的人物，而是一個沒有缺點的完人!” “我家從來不講勢力。但是祖父、父親、伯叔們的德望，可以移風化俗。祖父的學生遍布下川三甸。”在這樣的環境里，王德三開始了自己的啟蒙教育，在祖父和父親的教育下，他九歲能背《四書》，十一歲到大理上學，1919年4月轉學到昆明成德中學插班，對于早年的這段教育，他說：我在高小二年級以前，是讀經復古的舊學氣派，秦漢以下的書不讀。中學二年以前，唐、宋以后的文章不讀，中學三年級才讀明清諸家歸、曾、姚的文章，到省后才看《新青年》。可是我自幼卻愛學數學，學校考試，數學總是一百分，到北京后，專心想學數學物理。后來自己“被社會潮流卷進革命來”。他向父親說到：“我詳細寫出幼年生活，在于敘明我生活方向發展的基點。人的生活和思想，并不是孤立地自由發展起來，而是社會環境所規定著。”得出“兒的幼年以至現在的思想的發展，代表著所處時代的發展。兒在性格上得到母親很深刻影響，幼年時代得父親優良的培養，而壯年始被社會潮流所卷入。”

　　讀到這里，讓人再次想到，作者是在獄中給父親寫信，信必須經過自己的對手審查。我們對他說的“曲意解釋”自己的思想信仰有了更深的體會。也許因為他們是父子，心有靈犀，一點即通，父親一讀此信，就能看到兒子的心。80年后的今天，我們吹去歷史的煙塵和迷霧，一個活生生的共產黨員，一個共產主義戰士躍然紙上。王德三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戰爭和革命的時代，他所處社會環境是一個新與舊相互碰撞的環境。他出生于清朝末年，少年時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后一個封建專制政權，由于革命的不徹底，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取，國家陷入軍閥統治，戰爭不斷。步入青年，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期間爆發俄國十月革命，它開辟了人類歷史新紀元，“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潮流，把他從“四書五經”的舊學中解放出來。懷著追求自然科學真理的美好愿望北上求學，已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系的他，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選擇了共產主義思想信仰并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此走上革命道路并勇往直前。對此，他“婉曲”地向父親解釋道：“我們家里從來都窮，但窮不會窮死人，以后也不必積錢，只要教育子女，讓他們去充分發展個性，不要過于愛惜他。像父親對兒輩這樣，就是培養人才最好的方法。把他送到社會上去，讓他在艱難困苦中，在各層的社會中去增加閱歷，求得知識，培養勇敢冒險的精神。艱難困苦不會磨折死人。孟夫子說得好：‘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所以動心忍性，增其所不能。’這是很好的教育原理。不過應該要處處提高他的自動自覺的精神。兒輩弟兄三人，就是在父親這種教育精神中培養出來的。”在此，我們看到一家三代從事教育事業，形成自己教育理論——教育的目的是讓人的個性充分發展，處處提高受教育者的自動自覺的精神，這不就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理論另一種說法嗎。對于教育本身，王德三不僅繼承祖父父親的優良傳統，在此基礎上，通過自己從事中學教育、師范教育、黃埔軍校教育和黨內干部教育，通過自己的教學實踐，并檢驗了這一真理。對于后代，他多么想用這一理論教育他們，可惜，他只能發出這樣感嘆：“兒也常常想使他們受些教育，可是亡命在外，怎能做到？”。今天這一教育理論對于改進盛行的應試教育的弊端有著積極意義，多少孩子的個性被這種教育束縛死了，這樣的教育怎能培養出擔負民族復興重任的人才啊！王德三對大學的精神也著精辟見解，尤其是對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學精神。他在《怎樣紀念北大二十七周年》一文中提出：“北大之所以為北大，并不在于第一院的洋樓高大，在于她能站到社會前面引導社會在政治上、思想上與黑暗勢力奮斗，走入新的歷史時期”（載1925年12月17日出版《北大學生會周刊》創刊號）在大學精神萎靡的今天，我們多么需要繼承和發揚這種精神啊！

　　四、把身子獻給人類

　　“兒現時只有拿定主張，把身子獻給人類了！”“兒所做的事情，是反對官府的，這是主義上的事情，私人沒有什么仇氣。”信寫到這里，把自己的“主義”告訴父親，自己所做的是人類解放的事業。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關于“問題和主義”的大爭論中，先進的中國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將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才產生了中國共產黨。要共產黨干什么呢，要黨員干什么呢，黨章回答了這個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入黨誓言：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在這個意義上講，主義之爭，不是個人私利之爭，主義是方向，是道路，是一面旗幟。王德三同志入黨后，朝著這個方向，沿著這條道路，在這面旗幟指引下。他走向工廠，到長辛店，教工人學文化，傳播馬克思主義；在陜北，他編寫新教材，給學生講革命道理，到農村組織農民抗租抗稅；在北京，他領導經濟斗爭委員會，為工人爭取經濟利益；在黃埔軍校，他講授《帝國主義論》，提高學員反對帝國主義思想覺悟；回到云南，他深入個舊礦山，沿滇越鐵路深入村寨，與兄弟民族交朋友，啟發他們的革命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