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　周兆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央財政向農村傾斜性供給力度和密度的大大增強，城鄉教育發展在師資、投入、信息化等方面的差距也有所縮小，但更多的事例表明農村教育發展仍面臨著系統性困境。針對當前農村教育發展的窘境，多數人認為，一方面城鄉社會二元管理體制是主因，因此問題的解決在于此種體制的破解；另一方面農村教育在簡單復制城市教育，缺乏自身特色，因此農村教育要傳承傳統文化，要增強鄉土氣息。此二種觀點均把城鄉教育放在對立面而非城鄉社會整體發展的邏輯框架下，這必然會導致重大教育政策對弱勢一方以及某一突出問題的關注，而忽略對城鄉教育發展的系統性觀照，以致農村教育在城市教育快速向前發展過程中迷失方向，陷入“彷徨”。要破解此種困局，我們認為應把農村教育發展置于國家社會統一發展的邏輯框架下加以重視，并一以貫之地分階段、有步驟地加以政策支持。

　　重視農村教育的進階和融合功能

　　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城市和農村社會空間居住著具有社會等級有別的社會群體。在城市，居住著社會管理者（由地主轉化來的各級官僚）及為其服務的群體（仆人、軍隊等），被稱為“國人”；在鄉村，居住著生產者（農民）及其管理人（地主），被稱為“野人”。總體上，城鄉關系不僅是社會生產的附屬，也是社會管理的轄屬。社會普遍形成這樣一種趨勢：離農業生產越近的群體，社會等級越低；離權力中心越近的群體，社會等級越高。

　　因此，在城鄉社會等級空間結構的社會發展框架下，首先，應重視農村教育之于農村學生實現社會進階的功能。遠離農業生產與實現社會進階是我國農民千百年來未曾斷續的追求。受社會資本等諸多因素的限制，教育是其實現社會進階的主要途徑。在這種意義上，教育之于多數農民而言是一種工具性存在。因此，農村教育的首要目標是促進農村學生的社會進階。尤其是在階層流動趨于固化、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趨于弱化的當下，我們更應站在激發社會發展活力、促進社會階層有序流動的戰略高度，舉各方之力保障農村教育社會功能的達成。其次，應重視農村教育之于城鄉社會融合的功能。考慮到城鄉社會等級差別的既定事實和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社會態勢，我們應通過教育對農村學生傳播現代社會的生活、工作和交往等方面的方式和理念，以便于縮小城鄉社會的心理距離，幫助農村學生未來進入城市后更好地適應城市社會、理解社會發展。再次，應重視農村教育質量的提升。這種質量提升不僅僅是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的應然追求，更是充分考慮到農村教育和農村社會之于社會階層良性流動過程中的弱勢而給予的大力傾斜性支持，使得農村學生在農村受教后能夠獲得與城市學生同等的社會進階機會。

　　重視農村教育的秩序維護和積極社會化作用

　　傳統農村社會是禮制社會，傳統農民的言行往來均自覺地循“禮”而為。然而，近代以來的歷次社會運動不斷沖擊著傳統農村社會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結構，使得農民逐漸從傳統的禮制規約、血緣關系和身份等級中脫離出來，轉而依附于國家規定和市場交往。農村個體在國家規定中的地位就成了農民的首要社會標簽，在市場交往中經濟收入決定了其社會地位。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被裹挾到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農村與外界日益頻繁的信息交換和人口外流加劇了傳統農村相互支持和調適的社會結構的瓦解，農民愈發注重個體權利和利益的達成。

　　因此，在農村社會個體化的社會背景下，首先，應重視農村教育之于農村社會秩序再塑造的重大作用。如上所述，傳統禮制的丟棄、各類精英的外流和個體利益觀念的盛行已使得當下農村社會缺乏共享的價值觀念、社會教化的自覺自為能力和自我社會治理能力。為了農村社會再續安康和長遠發展，應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再組織農村社會結構、確立共享的價值觀念并提升自我治理能力。教育正是實現上述目標的最主要、最常規和可操作的方式。我們應高度重視農村教育在解決農村社會既存問題中的作用，通過設計具有針對性的教育內容提高農村民眾對自我問題的認識、喚醒農村民眾的倫理道德觀念、提升農村民眾的自我社會治理能力。其次，應重視農村教育之于農村學生個性塑造和積極社會化的重要作用。在傳統社會，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學生成為“符合傳統規范的人”、“和大家一樣的人”。在個體化社會，個體必須自主生活和對自己負責，教育應契合個體化需要培養農村學生個性以應對人生挑戰。再次，教育還應強化農村學生的法律、公德和責任意識，使其形成個體的自我約束和社會責任感，促成其積極的社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