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要解決好工業文明帶來的矛盾。國際社會應該攜手同行，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意識，堅持走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發展之路。在這方面，中國責無旁貸，將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同時，我們敦促發達國家承擔歷史性責任，兌現減排承諾，并幫助發展中國家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如何看待世界綠色責任問題，特別是發達國家所應承擔的歷史責任，光明網記者專訪了江西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王玲玲教授。王玲玲教授長期致力于發展倫理研究，并將出版專著《綠色責任探究》，是國內該領域的重要學者。以下為專訪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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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綠色責任分配不公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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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下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人類卻因為利益博弈，一邊高舉著綠色環保的大旗，一邊卻偏離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的航程，陷入“人人強調綠色環保責任，人人又不愿承擔綠色責任”的怪圈，也使得當今世界存在著諸多綠色責任分配嚴重不公平的現象。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現：一是某些國際組織不公平的減排方案；二是資源受益和綠色責任分擔不成比例；三是環境權利享受和環境保護義務不對稱；四是發達國家通過設置綠色貿易壁壘推卸綠色環保責任；五是發達國家輸出生態危機，轉嫁綠色責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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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綠色責任分配何以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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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會存在這些不公平？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發達國家綠色人權的享受是建立在發展中國家綠色人權喪失基礎上的。發達國家通過對地球環境資源進行大肆掠奪使西方社會的經濟迅速走向發達。地球資源是有限的，當發達國家將地球資源先行攫取之后，發展中國家就面臨資源短缺甚至枯竭的窘迫和艱難的處境。西方發達國家不承認這一事實，反而將環境危機的原因歸咎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口過度增長，企圖叫停并阻止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毫無疑問，這是對發展中國家綠色人權的侵犯和剝奪。
其次，西方社會秉持環境利己主義的理念分配綠色責任，結果自然不可能是公平的。在西方各種環境利己主義理論中，哈丁的“公共資源悲劇”理論最具影響力。這一理論認為，有限的地球資源只能養活有限的人口。當發達國家發展到了一定階段時，地球資源趨向飽和，為了保證發達國家的既得利益和對資源的大量占有不受影響，所有后來想要發展的貧窮國家都不應該要求發展。其依據是，按照先來后到的邏輯，后來者不應該影響先發展者的既得利益，否則就是一種自私行為。“公共資源悲劇”理論從地球資源稀缺性的角度論證發展中國家要求發展的不合理性，限制甚至侵犯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權利、生命權利、發展權利以及資源擁有權利。很顯然，這是赤裸裸的環境利己主義理論。
第三，發達國家轉嫁非綠色的產業危機。先發展起來了的發達國家利用發展中國家脫貧和發展的迫切需要，把本國污染重、能耗高、甚至即將淘汰的黑色產業或夕陽產業遷徙到欠發達的落后國家，不僅賺取了欠發達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而且加劇了這些國家的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資源短缺等環境問題，也加劇了這些國家的貧窮和環境的惡化。
第四，發達國家堅持環境霸權主義。這主要表現為，西方發達大國依仗自己率先發展起來的各種優勢和強勢話語權，從有利于西方社會的環境權益出發，制定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各種環境議案、環境規則、環境協議，甚至設置綠色貿易壁壘，對欠發達窮國提出與其國情完全不符的環保責任要求。同時，抵制對自己不利的國際合作安排，阻撓國際社會保護環境的努力，以實現自己的環境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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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綠色責任擔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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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當下非常嚴峻的生態環境惡化現狀，人類必須為綠色責任的擔當和履行問題找出解決的路徑。通過研究，我們認為，如果國際社會能夠從以下方面積極作為，全球綠色責任的擔當是有可能的。
首先，對資本邏輯的超越使綠色責任擔當趨向可能。所謂資本的邏輯就是資本不斷追求增值擴張，不斷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的邏輯。資本的邏輯在使人失去了人性的同時，也使自然失去了綠色和生命力。只有擺脫資本邏輯的控制，走出資本邏輯帶來的發展經濟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怪圈，綠色責任的擔當才有可能。
其次，綠色責任擔當的全球性特點，使得綠色責任的共同擔當成為可能。地球環境的整體性、系統性以及生態環境危機的全球性等特征，在客觀上迫使世界上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國情的貧富各國，無論在其它問題上的分歧有多大，當生態環境問題危及到自己和地球的生存與發展時，都會淡化各自不同的差異和利益需求，努力通過談判和磋商建構目標一致的“綠色統一戰線”。
第三，國際社會的環保努力，國際政治經濟組織的綠色責任意識，也在較大程度上促使各國的綠色責任擔當成為可能。除了聯合國組織召開的世界氣候大會等外，集中體現了全球化水平的一些國際經貿、國際金融組織以及世界工商界聯合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就開始逐漸確立了綠色環保理念。而且在綠色理念的指引下，他們也在一定程度上擔當了一部分的國際社會的綠色責任，這也為綠色責任的進一步履行提供了可能。
第四，資本全球化不僅有負面效應，還有積極效應，這也為綠色責任的擔當提供了可能性。例如：①國際資本通過建立自然保護基金，對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技術開發等予以金融支持。②國際銀行在進行較高風險的資本放款時，將環保因素作為重要的附加條件并作為放款的主要標準之一。③一些發達國家的證券管理部門，將上市公司保護環境的具體舉措，作為上市資格準入的重要門檻，將綠色環保責任的擔當作為投資選擇的重要評估條件。④全球綠色保險業的發展有利于提升全球的綠色環保意識。
第五，全球公民綠色意識的增強是綠色責任擔當得以可能的群眾基礎。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期間，非政府組織的環保主義者們，第一次提出了“全球環境公民社會”的概念。“全球環境公民社會”是促使人類社會自覺承擔綠色責任越來越重要的播種者、宣傳者和踐行者。他們所做的一切在輿論上為世界各國擔當綠色責任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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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家應加快履行綠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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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家理應成為綠色責任的主要擔當者，而且應加快履行自己應盡的綠色發展責任。因為：
一方面，當今世界生態環境惡化的始作俑者是發達國家。發達國家近兩百年來的經濟增長是以犧牲地球生態環境利益為代價的，現在大氣中積累的溫室氣體，80%以上是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排放的。基于發達國家的歷史排放欠債、人均碳排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等諸多原因，發達國家理應承擔更多的綠色責任。
另一方面，先發展起來的發達國家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技術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相比，發達國家具備了有效進行大氣修復和治理環境問題的能力與優勢。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從以下方面主動擔當起具體的綠色責任。
首先，必須轉變發達國家通過揮霍各種資源和能源所維系的高耗能的生產方式和奢華的生活方式。根據國際智庫的報告，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按照美國人的資源消耗率生活，人類需要五個地球才能滿足這樣的生活需求。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發達國家的高消費生產和生活方式所需要的許多重要能源和資源都來自發展中國家，若要保證發達國家現在的生活水平的話，那就會使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遭受更加嚴重的破壞。因此，發達國家必須通過改變高耗能的奢侈生活方式履行自己的綠色責任。
其次，發達國家應該無條件地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及技術援助。這不是發達國家對欠發達國家的施舍或恩賜等慈善之舉，而是西方發達國家償還過去對生態環境進行破壞等歷史欠債所應承擔的必要責任，更是國際法確立的兩大基本原則——善意履行國際義務原則和國際合作原則的必然要求。因此，西方發達國家不應該以居高臨下的施舍心態來看待這些援助，更不應該以此作為要挾甚至綁架發展中國家為它們欠下的歷史債務買單。
最后，應該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國際社會在分配綠色責任時應該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在綠色責任方面，強行要求欠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承擔一樣的責任份額，本質上是在扼殺和犧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
總之，解決環境和發展問題，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是當前面臨嚴重的各類環境問題時，地球人的不二選擇。鑒于歷史欠債和能力方面的原因，發達富國為欠發達窮國提供資金援助和技術支持，實際上是在通過幫助欠發達國家承擔發達國家自己的綠色責任。只有發達國家積極主動地承擔起自己應盡的綠色責任，世界的可持續發展才有希望，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才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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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網記者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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