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津師范大學教授　佟德志

　　無論是民主，還是民族，都是當代政治中最復雜，也常常是最棘手的問題。兩個棘手的問題，混雜在一起，構成了當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復雜的政治關系之一。再加上時間、地點等各種要素，使得這一關系更加撲朔迷離。事實上，由這一問題引起的聚訟紛爭，不僅引起了民主研究學者的廣泛關注，而且成為民族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比較樂觀的觀點認為，族際政治民主是“多民族國家為實現各民族之間和睦相處、進而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和諧作出的一種制度安排”。悲觀的觀點則認為，“在民主轉軌進程中，一方面，民族沖突非但沒有解決，反而以更激烈的方式表現出來”。兩種解讀似乎都有道理，各有千秋。那么，西式民主化進程對當代世界的族際沖突，有著什么樣的影響呢？

　　一、歷史與現實

　　從歷史上看，西方世界在“民主國家”和“民族國家”雙重國家建構過程中的表現確實差強人意。西方民族國家的形成大多是建立在同化少數民族基礎上，甚至是充滿了對少數民族的邊緣化和壓迫，不斷的壓制和血腥的清洗更是層出不窮。這使得西方國家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帶有“種族民族主義”的特征。哈貝馬斯甚至認為，歐洲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就是“殘酷的流亡和驅逐過程，就是強迫遷徙和剝奪權利的過程，就是消滅肉體的過程，直至種族滅絕”。米歇爾·曼恩也明確指出：“現代的種族清洗成為民主的陰暗面”。

　　自由民主的強大號召力、公民平等的誘人口號，再加上強有力的軍事征服，使得早期西方在處理族際關系時雖然也遇到阻力，但最后還是取得了某種程度的勝利。然而，對于已經建立起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來講，民族問題并沒有煙消云散，卻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在自由民主模式下，民族沖突，甚至是種族清洗成為現代化的核心。美國著名哲學家、公共政策專家，克林頓總統的前顧問蓋爾斯頓指出，在美國，“民族整體的要求和那些建立在地區、族群、宗教等基礎上的亞民族身份群體的離心力之間的緊張不斷增加”，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在發展中國家，情況更為棘手。伊拉克戰爭后，美國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在伊拉克推行民主化改革。然而，伊拉克的民主卻帶來了劇烈的族際沖突。其他一些國家，近期最典型的如敘利亞，也有著大量民主化帶來族際沖突的案例。而且，人們發現，這些族際沖突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民主的傳播有著較強的相關性，曼恩甚至直接將族際沖突和少數權利受到的侵害歸結為西方民主傳播的結果。常常出現的情況是，西式民主政治越發展，民族問題就越激烈。人們看到，民主化導致了大量的低強度沖突和緊張，人們并沒有看到原來期待的自由民主，反而是民族主義甚囂塵上。這意味著歷史仍將繼續，而不是福山所謂的“歷史終結”。美國學者蔡愛眉甚至認為，正是市場至上的少數派“把自由市場民主變成了族群沖突災難的引擎”。

　　二、理論與分析

　　通過這些案例，我們發現，西式的選舉民主會更加依賴狹隘的民族認同。因為，對于較大的民族來講，這更容易獲勝；然而，這會激化原有的國家認同問題，導致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其固有的排外性也會引發大量的族際沖突。同時，在多民族社會，政黨往往是按照族裔分野組建的，選舉也有明確的族裔傾向。另外，在發展中國家，西式民主化與族際沖突的這種關聯由于經濟問題的存在變得更加復雜，也更容易走向極端，甚至會使這些沖突在短時間內激化，引發社會動蕩。隨著西式民主化的展開，民主競爭會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造成族際沖突，不僅直接導致民主體制的失敗，而且使民主失敗與族際沖突如影隨形，引發人們的強烈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