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問題不止在于國有企業的處境。在民營企業的成長過程中，我們同樣了解到民營企業缺乏活力，從而缺乏信心的例證。民營企業照理說只要是不違法經營，那就不應成為問題。也就是說，民營企業只要遵守負面清單的規定，不觸犯法律底線就行了，但實際生活中并非如此簡單。

　　我曾在某一個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地級市進行考察。去之前，就聽到一些民營企業家說：“那個地方可不能去投資，因為政府不講信用。最初對我們這些準備到那里投資的人，作了不少承諾，等后來我們去投資了，過去的承諾都不兌現了，要我們補交這個費、那個費。我們想撤出投資已不行了，但繼續投資，盈利已不可能，只好自認倒霉。”還有的民營企業家說：“那時的市領導人同我們談得很好，但過了一年，他調走了，新上任的市領導人不承認前任的承諾，談判只好從頭開始。”市場經濟是講信用的，工商界要講信用，政府負責人同樣要講信用，否則誰還敢前去投資呢？

　　民營企業所反映的問題還是很多。比如說，即使同當地政府談妥了，但從項目的報請批準，要經過多少道關，每一道關都要繳費，有的還要額外送禮。耽誤了日期姑且不算，繳費送禮積累起來就是一大筆錢。這是2012年我聽到的情況，估計最近情況會有好轉，因為簡政放權工作開始了。

　　在另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城市考察時，聽到有的民營企業家向我們反映，在這里，登記辦企業，程序、手續都比較簡單，可是技術改造花費的時間太長。企業想推出新產品或提高產品質量，需要更新設備，卻遇到了障礙，不僅要繳一定的稅費，并且政府主管部門多次派人下來考察。企業家反映說：“技改花錢不少，除了投資成本而外，還有‘公關成本’。”所以有的企業家埋怨道：“技改不是好事嗎？為什么這么刁難我們？”前幾年在某個沿海省份就流行過這樣一段話：“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早死！”這樣，一般民營企業誰還有搞技改的積極性？

　　民營企業家所反映的上述問題，清楚地告訴我們：民營企業本應該是最有活力的，為什么有些地方的民營企業越來越對前景不樂觀，缺少信心呢？“非公經濟36條”、“非公經濟新36條”已公布這么久了，為什么民營企業仍然會感到沒有“松綁”呢？明確地說，依舊是計劃經濟體制在起作用，它在束縛民營企業的手腳。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領域準入問題。為什么有些領域不容許民間資本進入，這是由行政主管部門說了算的。民營企業家說：“‘非公經濟36條’中說民間資本可以進入某些領域，大門似乎敞開了，但實際上民間資本進不去，因為還存在著一道‘玻璃門’。”這是指：盡管“非公經濟36條”上說對民間資本敞開大門了，但大門敞開后還存在一道“玻璃門”，可以看到里面，但還是進不去。有的地區把“玻璃門”改稱為“旋轉門”，即民間資本可以進去，但這是一個“旋轉門”，一旋轉，跟著又出來了，仍被排斥在門外。

　　還可以舉一個例子。民營企業家反映說：“重大項目實行招標投標制，這是公平競爭的表現，按道理上說這是市場經濟的做法。但實際上卻是保密的，即只把招標投標的信息告訴國有企業，等民營企業知道消息時，招標投標會議已經結束了。”他們認為這就是對民營企業的歧視，也是限制民營企業的手段之一。

　　雖然上述的主要是幾年前的情況，最近已經有所改進，比如領域準入的限制已經陸續取消，又如招標投標對民營企業的排斥現象已經減少，但要破除計劃經濟體制對民營企業的影響，肅清市場競爭中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開的現象仍需要繼續努力。民營企業進入真正的公平競爭狀態，尚需一定的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