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由此我們進一步討論搞活企業、適度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簡政放權三者之間的關系。這三者都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必需的。三者之中，各有各的特色，也各有各的作用。

　　先談企業的活力。企業的活力不僅有賴于產權的明確和產權的清晰化，也有賴于市場競爭環境的形成和市場中的公平競爭。壟斷是公平競爭之大忌，是必須依法消除的。所有制歧視（如國有企業優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優先）和企業規模歧視（寧大勿小；大者優先，小者受排擠）都需要消除。這樣，企業才能具有活力，企業投資者和經營者的積極性才能迸發出來。

　　再談宏觀經濟調控。宏觀經濟調控是政府用來調節經濟運行的手段，也是維護國民經濟穩定的措施。通常宏觀經濟政策有四個政策目標，即充分就業、物價基本穩定、經濟持續增長和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正因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所以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時，既要根據具體情況相機抉擇，著重各種調控手段的有效搭配，又要適度，不能操之過急，欲速則不達。尤其是，不要因實行宏觀經濟調控而損害了企業的活力和積極性。合理和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是有利于企業的競爭力提高的。

　　最后談到簡政放權。這里所說的簡政放權，是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相配套的簡政和放權。簡政是對不適合市場經濟發展和市場公平競爭的實現的行政管理方式進行改革，使市場主體的活力能增強，使市場主體的投資積極性能擴大，而決不是抑制市場主體的積極性的措施。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簡政放權是促進這一體制轉變的，而決不是妨礙這一轉變的。簡政放權的結果，必然是加速了市場化，使市場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能充分發揮出來。

　　這里涉及了促使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的決策。要知道，計劃經濟體制一旦實行以后，是不會自動消失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計劃經濟體制依賴于國家行政主管部門的命令、指示、條例、法規、法律等而建立起來。生產單位是國有企業，它們靠國有資本的投入而成立，或通過公私合營而改制，或通過沒收國民黨統治期間的官僚資本而以國有企業的名義出現。沒有政府的介入，不可能建立各種類型、各個行業的國有企業。再說，產品的分配，從生產資料到生活資料，都是通過計劃實施的。政府掌握了配額的制定權，各個生產企業和城鄉居民都得遵守政府制定的分配方案。再如，一家企業生產什么樣的產品，產品銷售到何處，賣給哪家企業，或直接調撥給哪些企業，都是政府決定并實施的。至于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住處、戶籍、就業和遷移，也都在政府掌握之中。政府權力如此巨大，計劃經濟體制一旦建立了，它是不可能自動退出的。

　　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如果沒有農村家庭承包制的試驗和政府的總結、推廣，農村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不會改變，家庭承包制是不可能真正發揮作用和推廣的。同樣的改革實踐表明，為什么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經濟中會有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不也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嗎？否則怎么會有證券交易所？國有企業會改制上市？全國人大會會制定并通過《證券法》？

　　正是在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直到不久前召開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以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終于一步一步建立起來，計劃經濟體制終于一步一步后退、縮小影響范圍。配額制終于逐漸被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所取代。企業的活力終于通過市場化的改革而漸漸增強了。這就是中國改革的意義。這就是中國雙重轉型（發展轉型和體制轉型）的偉大成績。發展轉型指的是中國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化社會、現代化社會，體制轉型指的是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發展轉型和體制轉型是疊加的。雙重轉型在全世界沒有先例。中國的雙重轉型疊加，在世界上獨一無二。中國雙重轉型的成績全世界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