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　劉偉

　　我們國家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那么，“全面小康”拿到國際社會去比是個什么概念？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就是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現在，我們跨越了貧困，穿越了溫飽，進入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以后有一個大問題：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從世界來看，二戰后出現了三撥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現象。

　　第一撥是拉美國家，這些國家于上世紀70年代達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但是到現在還沒有穿越，算下來40多年了。第二撥是東亞，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等，他們在上世紀80年代達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穿越不過去，一直到現在，30多年了。第三撥是突尼斯、也門、敘利亞、利比亞、埃及等西亞和北非的國家。這些國家在上個世紀90年代達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穿越不過去，到現在20多年了。拉美40多年，我們叫“拉美漩渦”；東亞30多年，我們叫“東亞泡沫”；西亞、北非20多年，我們叫“西亞北非危機”，到了這個階段過不去了。

　　二戰后116個發展中國家，其中只有15個完成了從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的穿越。完整穿越，從最初的貧困開始，完成這個階段的，世界上只有兩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一個是韓國，一個是臺灣地區。

　　很多國家到了這一階段但遲遲沒有過去，沒有過去的國家，很多人在研究。我看核心就是兩個原因：一個是創新力不夠，一個是腐敗。怎么辦？根本就是制度創新。制度創新的根本，一個是經濟制度，一個是政治制度。在我國現階段經濟制度創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設解決的根本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作用，政府在市場失靈和宏觀領域起主導作用。我們有一個時間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建立一個基本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有穿越不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共同的一點是市場失靈、政府和市場關系紊亂，政府過多地干預市場，結果企業要想獲得機會，不能通過市場競爭獲得，市場失靈不起作用，要找政府官員談判。企業找政府官員談判最有效的手段，很簡單，就是行賄，經濟學叫“尋租”“權錢交易”。這樣，社會經濟體制改革滯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配置處理不好，政治改革就會滯后，因為政治改革比經濟改革更艱難。

　　當前，我國正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是什么？我的理解，在政治體制上，關鍵是處理好民主和法治的關系。民主是權力的授權基礎，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訪美講話再次強調民主的陽光、法治的籠子，我理解這兩個是政治體制中很重要的、很基礎性的東西。如果政治體制改革落后，政府官員集權，權力沒有民主陽光的照耀，又缺少法治籠子的約束，那這個社會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結構——市場失靈，政府集權，企業要想獲得項目不能通過市場競爭獲得，要找政府官員，政府官員的權力又沒有民主的約束和法治的監督，可以亂用。政府官員面對的是什么？是一群拿著錢、整天挖空心思準備腐蝕你的商人，能否經住考驗，就看你是否自覺了。經濟體制改革滯后和政治體制的不完備，導致的結果是既無效率也無公正，為什么？資源配置不按照市場競爭的效率原則，不是通過公平競爭，誰效率高就給誰，而是按照腐敗指數，誰的行賄力度大，就把資源配置給誰，怎么能有效率呢？配置資源的過程是權錢交易的過程、尋租的過程，怎么可能有公正？既無效率也無公正，這就是“拉美漩渦”、“東亞泡沫”、“西亞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

　　我國現在到了穿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階段，到2020年有可能穿越，這是一個機會，但也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重要的是制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四中全會提出全面依法治國，建立法治中國，那也是2020年的目標。到2020年基本建成較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法治社會體制，所以市場經濟的基本完備、法治中國目標的基本實現和實現全面小康、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穿越發展目標是一致的。在這個過程當中，法治建設特別是對政府權力的法治約束，有著生死攸關的意義，可能決定我們民族的命運。法治的重要基礎一是在于法律制度的供給質量高且成有效的體系，即所謂“良法”；二是在于社會存在深厚的法治精神，即全社會對法治的尊重，對法律的自覺服從，而要造就這種法治基礎，關鍵在于確認私權，規范公權，而規范公權的根本便在于通過民主和法治建設對公權，特別是政府公權予以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