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 偉
國家京劇院近日推出的現代京劇《西安事變》,以生動的戲劇情節和人物形象塑造了西安事變當事者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等人復雜真實的命運變化、性格特征和情感世界。該劇講述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民族危亡的時刻,面對波譎云詭的復雜政治和社會環境,以民族大義和寬闊胸襟說服張楊二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從而推動國共兩黨再次合作,最終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陣線建立的這一歷史偉業。
京劇《西安事變》的成功讓人欣喜,它標志著當下現代戲曲創作的新探索、新突破,并提供了新的經驗。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民族審美創造生動載體的京劇藝術,既有表現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獨特優勢,如傳統經典劇目中的三國戲等,又始終存在著如何生動、深刻地表現近現代生活和人物的艱難課題。《西安事變》的編劇以科學、嚴謹的歷史觀、民族觀和藝術觀,梳理歷史事件、探研人物心理,具有歷史真實性,同時不乏充分體現創作者藝術創造力的情節、細節。這就自然賦予遠去的歷史和人物以清晰的面貌和鮮活的血肉,也通過戲劇對當代觀眾產生心靈的共鳴與藝術的吸引。
這是一次難度很大的現代戲新創作。不同于楊子榮、李玉和等藝術虛構的英雄形象,無論是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還是蔣介石,作為歷史人物,觀眾都已對他們具有一定的認知。如何通過京劇的“四功五法”這種創造手段把這些歷史人物寫真寫活,并與寫意性、程式性的講述方式有機統一,既讓觀眾認可歷史人物的真實感,又有新鮮感、生動感和具有歷史題材的厚重感,殊為不易。《西安事變》在這方面的展現是成功的,這應該歸功于事件敘述結構的重點情節聚焦寫、人物內心充分寫、歷史大義濃重寫這些獨特的寫作方式。把人物寫得既真實可信又形神兼備,自然也支撐起了戲,抓住了觀眾的心。
全劇雖是七場戲加序幕、尾聲的大戲劇格局,但節奏曉暢,情節完整,重點突出,又頗為空靈,不是話劇加唱也不是老戲老演,能夠看出編劇在自覺向戲曲本體特點靠攏,同時借鑒了話劇時空營造上的靈活和對重點橋段的捕捉功力,做到了人物出彩、情節出戲,并達到了作品的歷史意蘊與人物精神世界的充盈,透射出歷史的況味。因此,才能出現第四場“酒會”周恩來“舌辯群儒”的滿堂喝彩,第五場“質蔣”共產黨人抗日驅寇的凜然正氣,第六場“釋惑”苦口婆心、曉以大義,第七場“放蔣”遲到一步痛惜張學良一去難返的真情厚誼等非常精彩的戲劇情景。劇中對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等人物的塑造也都頗為傳神。張、楊二人由于不同出身、理念和性格,在捉蔣與殺、放問題上“諫”“弒”的分歧、糾結,特別是命運的差別,劇中刻畫極為生動,既符合歷史真實和人物特質,又具有深刻的現實解讀和歷史思考,這些都展現得細膩真實,自然賦予劇本更多的歷史況味和時代色彩。這無疑是古老的戲曲藝術貼近當代觀眾審美需求、產生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戲劇家應做的貢獻。
《西安事變》的二度創造同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演員精神面貌和舞臺形象呈現出的名家的成熟美與青年演員的青春朝氣相得益彰。創作手法上,該劇注重堅守京劇本體,充分發揮藝術家演唱功力、行當特點、流派特色的本質魅力,同時又不囿于傳統,而是根據劇情需要和當代觀眾的審美變化而濃化戲劇情感、發揮演員特色。于魁智的藝術特點在張學良這一人物塑造身上得到了極大的彰顯。他不僅形象酷似,而且內心情感的豐富細膩與人物氣質的真實生動都通過唱、念、表演形成了一套完整鮮活的藝術面貌,使人物形象創造的優質完成建立在了可感、可賞、可回味的基礎上。
盡管人物塑造難度很大,但飾演周恩來的朱強表演可圈可點。特別是他在許多小細節上的處理。比如他雖念京白,但帶有周恩來特有的方言特色,以及在戲劇進行中能通過自己的藝術呈現把握住人物的正氣與智慧,顯現出了他的舞臺創造力和成熟度。劇中周恩來始終處于戲劇矛盾的漩渦并起著推動情節和決定人物命運的重要作用。他受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委派,肩負著推動國共兩黨合作的重任,面對張、楊躊躇糾結,他以真誠無私的人格魅力曉以大義,讓今天的觀眾了解共產黨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高瞻遠矚和民族擔當。與蔣介石言語短兵相接的一場,周恩來為統一戰線民族大業雖謙和有禮,面對挑釁也不卑不亢、正氣凜然,最終促使蔣答應“國共再次合作”。特別令人難忘的是周恩來因遲到未能阻止張學良隨蔣飛往南京的那段,他內心的擔憂與悔恨的復雜心情分外動人,表現出共產黨人對愛國人士的深摯情誼。周恩來大智大勇的氣魄和寬廣磊落的胸襟,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處理西安事變和領導團結抗日所發揮的中流砥柱作用。李勝素盡管戲不多,但扮演的宋慶齡端莊大氣,讓人印象頗深,而青年演員王越扮演的蔣介石、胡濱扮演的楊虎城無論是藝術條件還是表演效果,也足以和名家并駕齊驅。
因是初演,《西安事變》也還有一些加工斟酌的余地。比如前半部分情節、細節還可更緊湊充實;蔣介石特定心態還可表現得更充分;武戲和劇情結合還可再緊密自然。任何好戲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西安事變》有成為“思想精深、藝術精美、制作精良”的好基礎,希望可以不斷完善、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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