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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中國結構轉型的“命門”

2015-10-26 09:20 來源:天津日報  我有話說
2015-10-26 09:20:19來源:天津日報作者:責任編輯:李貝

  最近,新華網播發了一篇《以“人本型結構論”探索中國新階段結構轉型》的新聞,報道了經濟學家常修澤教授的新作《人本型結構論》出版的消息,稱:“國家‘十二五’規劃重點圖書《人本型結構論——中國新階段結構轉型新思維》近日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該書以人的發展經濟學為理論依據,提出了‘人本型結構論’的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新思維,對研究和推進‘十三五’乃至更長期間的結構轉型,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和應用價值。”引起記者興趣。記者閱讀此書后,感到確實是一部用“新理念”探討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著作,遂對常修澤教授進行了訪談。

  中國新階段要有“新理念”

  記者:常教授,您在書中提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發展到今天,物本主義已經走到了盡頭,在制定‘十三五’規劃乃至于更長時期調整中國的經濟結構時,必須拋棄傳統的物本思維,真正由人本思想來推進結構的轉型。”您是如何考慮的?

  常修澤教授:這句話被出版社印到“腰封”上,挺扎眼。結構性矛盾是中國經濟內部的深層次矛盾。其根源之一在于經濟領域沒有完全擺脫“物本位”和更深層次的“官本位”的影響。

  拿“物本位”來說,我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正處在“人本導向”與“物本導向”的博弈時期。長期以來,結構問題被視為一個“物”的問題,但依我“人本論”思想的觀察,透過表面的“物”,就會發現,在“物”的背后,深層的問題是“人”的問題。

  記者:很深刻。能否結合具體某一結構,給讀者談談?

  常修澤教授:好。比如,就說需求結構吧。書的第一章第一節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時,第一個就是“需求結構的矛盾”。如何轉型?在第三章回答:“需求結構轉型:以消費者為本位的消費主導型結構”。書中采用大量數據指出,我國與“人”的發展直接相關的居民消費率處在一個低迷的狀態(只有36%,2012,)比世界平均水平(60.4%,世行數據)低20多個百分點,而與“物”的增長直接相關的投資率處在一個“亢奮”的狀態。說明居民的消費需求有被投資率不合理地抑制的問題。我把它稱之為“物本壓制”。

  居民消費率低,除了投資率高以外,也與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夠有關。多年來,中國以GDP所代表的物質財富快速增長,但城鄉居民———人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不同步”。我在書的第二章“人本型結構論的真諦:以人的發展為導向”一開始,畫了一張中國GDP增長指數與居民收入增長指數兩條曲線圖,從圖示可清晰看出:GDP增長指數勢頭強勁;城鄉居民收入線雖然也在上升,但與GDP相比兩者離差很大(以致形成一個“剪刀狀差”),且呈現逐步擴大趨勢。讀者可看看兩條曲線圖。

  針對這個問題,緊接著,我從“國內生產總值”分配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分析。看到:勞動者報酬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近年來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從1998年的53.1%下降到2012年的45.6%,下降了7.5個百分點;而同一時期,生產稅凈額和企業營業盈余則分別從13.4%和19%上升到15.9%和25.7%,各自上升了2.5和6.7個百分點。盡管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有統計制度調整的因素(2004年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調整,將“自雇者營業收入”由原來歸屬“勞動者報酬”調整為歸屬“企業營業盈余”),但一個基本的判斷是:居民在功能性分配中相對于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而言,處于不利地位。這是作為一個人本經濟學研究者所不愿看到的。基于此,我在書中寫道:“需求結構:消費,涉及人;民富,更涉及人。”

  其他結構,包括供給結構(產業結構)、一般的要素投入結構、資源環境(也是一種要素投入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都涉及人的問題。所以,我不禁在書的前言《把握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命門”》中感嘆道:“人啊,人!構成中國經濟結構改造、變革的靈魂,也形成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導引。”

  基于此,我以人的發展經濟學為理論依據,提出了“人本型結構”這一核心范疇。

  記者: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在“我國發展環境、條件、任務、要求等都發生了新變化”的條件下,發展“必須有新理念、新思路、新舉措”。與物本增長型結構不同,您的《人本型結構論》,著力從人本主體角度探索,也可以說試圖用一種“新理念”探討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

  常修澤教授:新理念、新思維,還說不上。只是把“以人的發展為導向”理念運用于經濟結構轉型而已。既然提到“理念”,書中把“以人的發展為導向”作為結構轉型的“根本理念”,是從三個角度分析的。

  第一,從理論角度來分析,追求人的發展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每個人自由的全面發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而且是人類文明的最高價值。

  第二,從現實角度分析,以人的發展為導向是擺脫“GDP中心主義”慣性運作的理性選擇。以追求GDP增長速度為首要目標,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徑就是擴大投資。“投資驅動型”深層的原因是“政府主導型”(“官本位”)作怪。在此,我找到了“GDP至上”——“投資驅動”——“政府主導”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是一個有著緊密聯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完整的“因果鏈”。

  第三,從未來趨勢分析,“以人的發展為導向”是適應新階段中國人需求變化的必然要求。第十三個五年規劃是規劃到2020年,到那時,總體上判斷:中國已經完成“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在新的階段,人民群眾將會提出與以往不同的需求,這類需求越來越具有多樣性、升級性、公平性和可持續性的特點。所以,書中提出,考慮到中國發展階段正在發生的新變化,要設法適應并盡量滿足人民群眾過上更有尊嚴生活的新要求。

[責任編輯:李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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