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六大結構“錨地”精準拋“錨”

　　記者：您提出以“人本型結構論”探索中國新階段結構轉型，困難在哪兒？

　　常修澤教授：難在如何將其貫穿到中國經濟的六個結構中并予以展開。在我心目中，“人本型結構論”不是“空心菜”，而是“實心磚”。如何避免把它“異化”成空泛的概念和范疇，真正成為實實在在的紅線和“核心范疇”，這對我是個挑戰。如果不落地，就是《紅樓夢》說的那個“鏡中月”“水中花”。

　　那么，如何使其真正接上“地氣”呢？我將該核心范疇的落地比作輪船在“錨地”拋“錨”。六大結構看成六個“錨地”，對每個“錨地”都要精準性地拋“錨”，而且讓它牢牢“抓地”。這就是我的“拋錨”論。

　　記者：“拋錨”，很形象。怎么拋呢？

　　常修澤教授：六大結構都存在不同的問題，要瞄準核心目標。簡單說，需求結構：瞄準提高“居民消費率”及相應的“民富支撐”；供給結構（產業結構）：瞄準與人直接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要素投入結構：瞄準人的“心靈放飛”和萬眾創新;資源環境：瞄準生態福祉和環境人權；城鄉結構：瞄準填平城鄉之間人的制度鴻溝；區域結構：瞄準區域人際協調，以避免“板塊群體碰撞”。這六大結構都用“人本”一線牽。

　　記者：您能結合供給結構（產業結構）談談嗎？

　　常修澤教授：供給結構（產業結構）：應逐步從以工業為主導轉向以服務經濟為主導。中國“十三五”及未來一段時期，將是由“工業化中后期”向“工業化后期”轉變的時期。2011年我曾出席國務院服務業規劃座談會，提出了自己關于發展服務業的意見，書中附錄發言提綱，新書進一步提出“供給結構：重在發展與人相關的服務業和新興產業”，與此相適應，建議國家明確提出“逐步從以工業為主導轉向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經濟戰略和行動方案。以服務經濟為主導中，生產性與生活性服務業哪個是“短板”？書中明確：生產性服務業是“短板”，要補足。生活性服務業應研究2020年小康社會建成后，人民群眾想什么？盼什么？我在書中強調應開拓生活性服務業新領域，例如，養老養生醫療健康產業。我寫了12個字：“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健康產業。”

　　“這本書，與天津，與南開，淵源很深”

　　記者：從書中看出,您以１９７９年參加國務院原財經委員會“經濟結構調查組”為起點，對中國經濟的深層結構及其體制問題作過多年研究，有較厚實的理論積淀，書中將當年您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時研究發表的某些成果原件鏈接，讓天津朋友特別是南開校友，看了很親切。

　　常修澤教授：這本書，與天津，與南開，淵源很深。１９７９年，即剛剛實行改革開放的第一年，當時的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曾組織了一個“經濟結構調查組”，由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和馬洪兩位先生領銜，對中國經濟的深層結構及其體制障礙進行深入調查。那年，我剛剛進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在谷書堂教授帶領下從事經濟理論研究。經國家有關部門與谷老師協商，我被臨時借調到國務院財經委經濟結構調查組工作。這是在我學術生涯中研究經濟結構的起點。在經濟結構調查組，我被分到東北組，后被派往黑龍江實地調查。從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底，在冰天雪地里調研了７０天，獲得大量第一手資料。如果沒有當年谷老師派我到國務院財經委經濟結構調查組工作，不會有后來對經濟結構的深切體悟。

　　記者：這里有件令記者感慨的事，書中第六章第一節鏈接了您35年前在《南開學報》發表的探討資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論文《“竭澤而漁”　后患無窮——經濟工作中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現在中國資源環境“后患已現”，不幸被您言中。

　　常修澤教授：這是我在東北特別是黑龍江實地調查中產生的思想。當時寫道：“筆者把上述各種不顧后果的過量捕撈、采伐、放牧，以及拼命地‘掠奪’土地、拼設備、‘吃老本’等現象，統統歸之為‘竭澤而漁’。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對我國的生產建設早已產生不利影響，今后如再不重視，堅決糾正，必將引起嚴重的后果。正如周恩來同志生前所嚴肅批評的那樣：這是‘吃祖宗的飯，造子孫的孽’。”文章特別從理論上論述了“關于經濟再生產與自然再生產的關系”。這是比較早的探討“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論文。所以《南開學報》1980年第4期發表后，《光明日報》的《百家爭鳴》版轉載。35年后看，真是“不幸而言中”。雖然對個人學術研究不是不幸，但對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來說，則是不幸之事。所以，我在書中寫道“３５年后再讀到它，既感驚訝，又感痛楚”。

　　記者：我們注意到，您此后是把結構問題和制度問題結合起來研究的。

　　常修澤教授：是的。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期之后，由于參加谷老師主持的國家“六五”重點科研項目《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研究》，加上研究所內科研分工的細化，我被確定為重點研究制度經濟學方面，但對結構問題仍難以忘懷。此后的研究便形成了將體制問題與結構問題相結合的研究思路。例如，把要素投入結構與“企業產權制度”結合起來研究，完成了《企業創新論》（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獲中共中央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入選論文獎）；把區域結構與對外開放體制結合起來研究，提出“四沿開放（即沿海、沿江、沿邊境、沿鐵路干線）戰略”，等等。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１７年的“修煉”，為我此后的研究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記者：剛才您講到“四沿開放戰略”。書中鏈接了當年的原始研究報告，歷史資料很寶貴，而更可貴的是27年后您提出升級版的“新四沿”戰略，里邊還有與天津有關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并且把它放在“新四沿”第一條。

　　常修澤教授：中國是一個區域發展頗不平衡的國家。為避免“板塊群體碰撞”，27年前，即1988年我提出“四沿——滲透型”開放戰略，反映了自己一種“大均衡”的情結。27年過去，新階段應當實行什么樣的區域發展戰略呢？

　　經近年研究，我在書的第八章“區域結構”，提出升級版的“新四沿戰略”主張：1.升級版的“沿海”戰略：以京津冀協同發展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重點，特別是實施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過程中，發揮沿海地區排頭兵和主力軍的作用。2.升級版的“沿江”戰略：以長江經濟帶拉動大長江流域經濟發展。3.升級版的“沿線”戰略：以“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拉動大陸經濟發展。4.升級版的“沿邊”戰略：實施邊境或跨境經濟合作區等多種沿邊發展方式。

　　記者：我們在網上看到了您的《“新四沿”戰略：打開區域發展大格局》，是人民日報《學術前沿》刊發的，網上轉載很廣泛，影響很大。

　　常修澤教授：“新四沿”戰略里第一條，就是與天津有關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對“京津冀”我講了四個率先。特別提出：“以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為突破口，率先以新一輪開放倒逼改革，在制度創新上走在全國的前列，真正‘殺出一條血路來’。”

　　記者：這本書真是您嘔心瀝血之作，給國家作出了貢獻。

　　常修澤教授：我在《前言》最后一段，引了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二章的名言：“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此處的“伐”，乃“取”也；此處的“矜”，乃“大”也。意思是說，不自取其美，故能成功；不自高大，故能長久。我自知，這本書在體系結構、理論觀點和方略實施等方面還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有的地方可能還有錯誤，希望讀者看后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