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劉鳳義

　　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來，社會各界展開了廣泛討論，既有共識，也有分歧。其中關于混合所有制的發展方向問題，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種是借混合之機，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和國有經濟，提升民族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另一種則是以混合之名，行私有化之實。顯然，這是性質不同、道路迥異的兩種觀點。那么，為什么在這一問題上，一些人總是以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為理由，將其與“私有制”、“私有化”聯系在一起呢？

　　從學理方面看，把市場經濟等同于私有制是一種慣性思維。客觀地說，這種認識也不是完全主觀想象的結果，它既有經驗基礎，也有理論支撐。從經驗上看，市場經濟的確是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相伴而生的。迄今，世界范圍內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絕大多數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發達國家亦是如此。從理論上看，西方經濟學從亞當·斯密提出的“經濟人”假設和“看不見的手”原理，到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產生，再到薩繆爾森等新古典綜合派的形成，都遵循“市場經濟等同于私有制進而等同于效率”的邏輯，而且這種信條被一步步變成了精致的公式和曲線，于是這些直觀經驗被披上了“科學”的外衣，并在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內形成了邏輯上的自洽。

　　然而，邏輯上的自洽并不等于方法論上的科學。眾所周知，西方經濟學的整個理論體系是以私有制為前提建立的。在西方經濟學家看來，私有制與市場經濟是孿生兄弟，市場經濟的效率主要來源于私有產權帶來的激勵功能。正因為將私有制作為前提，這一學說并不是真正的關于所有制的理論。有人說，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不是所有制理論嗎？這種認識流于膚淺。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表面上看似與所有制理論有一定關系，但實際上并非研究所有制與產權關系本身，而是研究私有產權之間如何在不同交易成本條件下，進行優化配置。這一理論起源于反對“外部性”問題的政府干預，旨在證明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的結合才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傾向屬于新自由主義。正是由于回避了所有制理論，西方經濟學整個理論體系也就變成了僅僅是關于市場運行的學說，即使其在邏輯上能夠自圓其說，也不過是認識復雜經濟制度的一種小邏輯，更何況這一理論體系本身還存在諸多矛盾。由于陷入這種小邏輯，把我國提出的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同于發展“私有制”、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等同于“私有化”，也就成為一些人的慣性思維。從唯物史觀的角度看，這種認識實質上顛倒了市場經濟與所有制之間的邏輯關系。

　　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核心，它決定經濟活動中人們之間物質利益關系的實際內容；而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商品貨幣關系，不過是人們之間物質利益關系的實現形式和手段，單純從市場經濟本身，看不出物質利益關系的性質和內容。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極不相同的生產方式都具有的現象，盡管它們在范圍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這些生產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疇，還是根本不能了解這些生產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對這些生產方式作出判斷。”這段話表明，商品貨幣關系在不同生產方式下都可以存在，但它只是實現人們之間物質利益關系的“外殼”；而物質利益關系的“內核”，則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決定的。因此，不是市場經濟和商品貨幣關系決定所有制關系，相反是所有制的發展演變規律決定市場經濟和商品貨幣關系的規模、結構和地位，這才是市場經濟與所有制之間關系的大邏輯，同時也符合人類歷史發展的事實。眾所周知，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是共同勞動、平均分配，因此并不存在商品交換關系；伴隨著生產力發展和剩余的產生，出現了私有制，簡單的商品經濟關系成為調節物質利益的手段之一。但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在社會中占主體地位，商品經濟關系僅僅是調節利益關系的補充形式。直到社會化大生產的到來，勞動力成為商品，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建立，人們之間物質利益關系才主要借助商品貨幣形式來實現，市場經濟也隨之產生。由此可見，市場經濟并非是與私有制相伴而生的，它不過是人類社會發展到特定階段，借以實現物質利益關系的一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