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鄢一龍

　　如果我們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比作一場馬拉松比賽的話，中國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國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二百多年的發展歷程，因此比其他國家跑得更快、更穩也更遠。其中，五年規劃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1953年至今，中國已經制定和實施了12個五年規劃，而隨著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召開，又將迎來“十三五”規劃。回溯往昔，正是在五年規劃的不斷推動下，中國才能一步步穩穩地向前邁進。

　　我國的五年規劃最初被稱作五年計劃，是作為追求工業化夢想的旗幟而被發展中國家廣泛采用。新中國成立初期，當我國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在“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快速發動工業化，五年計劃作為高效集中配置資源的工具，對國民經濟發展起了“大推動的作用”，彌補了資金和人力的不足。恰恰是通過計劃的“大推動”，中國迅速實現了工業化，特別是在“一五”計劃初步形成工業化的基礎上，又通過幾個五年計劃，最終建成了相對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也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逐步發展成為全球的制造業大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計劃經濟體制的另一個優勢是資源配置的公平優先。在市場經濟下，資源流動會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而計劃體制可以實現資源的反向流動，使個人選擇服從于集體利益。近代以來，我國工業布局長期集中在沿海地區，“三五”、“四五”計劃在中西部地區推進的三線建設，有效促進了我國工業化布局的平衡。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期的30年間，我國在很低收入水平的條件下，造就了一個高度平等的社會，特別是健康、教育等指標都達到了較高水平。計劃體制使得我國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提供廣泛覆蓋的基本衛生、醫療、教育和公共服務體系。

　　當然，當經濟規模增大時，計劃體制面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同時還出現了“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循環怪圈。隨著我國步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五年計劃體制本身也發生了重要轉型。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五年規劃已經轉變為一個新型的國家規劃，或者可以稱為公共事務治理規劃，它不再以微觀經濟活動為中心，而是以公共事務治理為重點，從而能夠和市場經濟相互兼容，并成為彌補市場失靈的有效手段。

　　“市場的歸市場，規劃的歸規劃。”五年規劃是和市場機制相互分工的資源配置手段，能夠彌補市場機制在宏觀層面的盲目性。基于分散信息的市場微觀均衡并不能達致宏觀協調，規劃在宏觀層面對于整體性知識加以運用，為國家發展提供了整體方向。制定中長期計劃，必須著眼于全局，分析國內外局勢中已經出現的新情況、新變化、新特點，以及國內外已經出現或可能出現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制定中長期計劃，還必須著眼于長遠，不僅要看到當下，預測以后三五年的走勢，還必須展望未來一二十年的發展方向。五年規劃使得中國決策站得更高、看得更遠、看得更全面。

　　適應性能力一直是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核心能力。對于哈耶克、諾斯等西方學者來說，只有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等分散、自發治理才是經濟社會適應性的來源，與國家權力集中相伴隨的是制度的僵化。五年規劃等重大方針的制定與實施，恰恰使得中國的體制具有自覺的適應性。每隔五年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對國家發展目標、方針、戰略進行總體設計，成為十幾億人民共同的行動綱領。有了這把標尺，民眾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了解國家、清楚未來國家的發展態勢，政府也可以借此鞭策自己盡量朝著規劃指引的方向前進。五年規劃的制定、實施、評估、再制定形成了一個自覺的政策學習循環。這種從實踐中學習的過程，如同毛澤東談到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中國五年規劃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推進中長期計劃的過程中，不斷從自己和別國的經驗教訓中汲取養分，不斷轉換計劃的戰略方向，不斷調整計劃的戰略定位，不斷改變計劃的制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