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規劃是優化公共資源配置的手段，彌補了市場在公共品資源配置上的失靈。“家有千件事，先從緊處來”，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面臨的問題千頭萬緒，這就需要通過有效規劃來實現公共資源的最優配置，從而提高社會總體的資源配置效率。在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下，需要通過計劃手段來補足短板，推進市場競爭主體的起點公平。

　　五年規劃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通過加強對基礎設施投資、人力資本投資和產業引導等措施促進經濟更快增長，這恰恰消除了市場條件下的增長瓶頸。五年規劃的目標一旦通過，就轉化為國家意志，需要集中各方資源、動員各方力量，各部門各領域綜合發揮作用，實現資源的整合，從而形成一種強大的合力，使各部門、各領域共同促成目標的達成。

　　五年規劃通過劃定發展的底線來調控發展模式，具有空間管控功能。例如，我國在“十一五”規劃提出了“重點開發、優化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規劃”。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表示，“十三五”時期要科學布局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此外，“十三五”規劃還將劃定能源消費總量，特別是煤炭消費總量的“天花板”，這些約束都是為了守住糧食安全的底線、守住資源開發利用的底線、守住生態環境的底線，最終守護我們美麗中國的發展底線。

　　五年規劃還具有平抑經濟波動的功能。計劃指標對于宏觀調控的導向功能，表現為它能夠“熨平”經濟波動。規劃預先設定的經濟增長率具有“增長錨”功能，當經濟增長高過這一“增長錨”時，就需要通過宏觀調控措施進行“剎車”，當經濟增長預計下滑到“增長錨”以下時，就要通過經濟刺激政策促進增長。“凡事預則立”，五年規劃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外部沖擊周期性因素。正是由于“十一五”規劃的指導和安排，中國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強大沖擊時才表現得更為從容。

　　“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對于市場分散決策的主體，五年規劃具有信息引導功能。五年規劃向全社會傳達了未來一段時間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發展方向和發展政策等重要信息，有利于社會各領域了解和掌握國家全局及特定領域的發展狀況和預期要實現的目標，從而根據國家有關政策動向和趨勢導向做出相應戰略調整和準備。同時，五年規劃的制定也是一個國家與社會的信息溝通過程，社會各領域可以根據規劃的有關要求廣泛參與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來。美國紐約大學教授李淯（Ann Lee）就認為美國應該學習中國制定規劃，讓企業高管們參加到中長期規劃中來，而不是深受混亂的政策信號之苦。

　　五年規劃的延續性也抑制了政治周期帶來的波動。五年規劃周期跟政府換屆不同步，政府換屆都是在五年規劃的中期完成，因此新上任的領導在前三年必須先完成上一屆政府制定的規劃，這促進了政策的延續，使得政府換人換屆但卻不換政策。我們對于各省的“十二五”規劃后評估結果也表明，領導人的更替對于“十二五”規劃目標完成情況并未造成影響。

　　“壹引其綱，萬目皆張。”五年規劃作為“超級政策”具有政策整合功能。五年規劃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南針”，是引導各項具體經濟、社會政策的綱領。五年規劃并不制定具體政策，而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政策“籃子”，對國家發展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政策方向都作出規劃和指導，降低了具體政策之間相互抵消的程度，推動了不同部門間的分工與協作，使得各部門、各領域的政策相互補充。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經濟奇跡之路就是以一連串的五年計劃或規劃為基石而鋪就的。中國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其中雖然經歷了波折，但是總的方向沒有變，即通過集體智慧、集體奮斗，有目標、有計劃、有步驟去實現這一宏偉藍圖。

　　偉大的中國夢，一開始是寫在十幾億人民的心頭上，隨后寫在一份份五年規劃綱要上，最后就寫到廣袤壯闊的中國大地上，寫入千家萬戶的日常生活里。新的五年藍圖已經繪就，它既是屬于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夢想，也是屬于每個中國人過上更美好生活的小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