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蕭條”是一場“人禍”

　　人們一提到經濟蕭條就會首先聯想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大蕭條”。那是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經濟危機，不僅使得宏觀經濟學成為了獨立的研究領域，也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操作有著不可替代的借鑒意義。這是因為類似于“大蕭條”的經濟周期波動雖然是市場經濟難以克服的內在缺陷，但當時一系列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卻是導致“大蕭條”的罪魁禍首。一是“大蕭條”時期美聯儲信奉清算主義而未發揮最后貸款人作用，引發金融恐慌，致使金融體系崩潰。二是面對總需求的大幅下滑，美國政府堅持財政預算平衡而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致使實體經濟在衰退中越陷越深。三是面對通貨緊縮的出現，美聯儲未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實際利率高企并加重債務償還負擔，加劇了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

　　中國擁有足夠政策空間阻止美國式“大蕭條”發生

　　一些觀點認為中國目前財政政策已受到財政收入下滑與政府債務高企的約束，貨幣政策有效性也在不斷下降。因此，中國政府缺乏足夠的政策空間應對經濟蕭條的發生與惡化。但這類觀點并不完全正確。

　　首先，盡管財政收支矛盾逐漸加劇，但考慮到中國政府擁有充足的資產規模進行兜底，財政政策依然能夠在重要時期發揮關鍵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顯示，2014年中國主權資產高達227.3萬億元，遠超過124萬億元的主權負債。其中，受債務影響最大的地方政府，其2014年末108.2萬億元的資產規模也遠大于30.28萬億元的債務規模。即使考慮到資產變現性等因素，政府也有足夠的能力應對未來較長時間內的償債壓力。

　　其次，降息和降準的空間依然較大。不同于歐美國家面臨的“零利率下限”約束，中國的貸款基準利率為4.6%，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更處于17.5%的國際高位，央行擁有充足的操作空間。雖然利率市場化下金融創新的不斷推進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確實面臨效率下降的困境，但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期間的4次降息還是引導市場利率下降了0.87個百分點。3次降準也使得銀行的實際準備金率下降了1.7個百分點，貨幣乘數提高了0.6個點。不僅如此，即使降息降準等常規貨幣政策手段難以達到預期目標，注資政策性銀行、增加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額度等非常規貨幣政策也可以在特殊時期內扮演“穩增長”的角色。

　　最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還可進一步改善，從而更好地達到“穩增長”目的。根據IS-LM模型，2011年來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穩健貨幣政策”組合會抬高利率水平，這就會加重政府債務的負擔，從而制約積極財政政策的“穩增長”力度。據測算，如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可為財政支出騰出8700億的資金，使財政支出額外提高4.7—5.7個百分點。

　　除此之外，中國還擁有全球最多的居民儲蓄、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充足的呆壞賬撥備與人民幣匯率貶值空間，等等。這些都是政府應對經濟蕭條的底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