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行政學院法學部　王菲

　　編者按：“少年司法”作為發源于西方的司法制度，被公認為是衡量一個國家司法文明的標志，代表著近現代司法發展的方向。中華法律文化傳統中，并不缺乏與少年司法相對應的理念與制度。挖掘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獨特的精神價值和實用價值，對發展、完善中國的少年司法制度無疑具有現實意義。自今日起開設“傳統法文化與少年司法”欄目，刊發三篇文章，敬請關注。

　　“少年司法”作為一項近現代的司法制度，誕生于西方。中國古代從西周時起，就有明確的關于幼小犯罪的特別司法處置，即對幼小犯罪的赦宥規定，并由此形成了歷史悠久的制度與文化傳統。若從寬泛的角度來定義，以少年為對象的司法都可稱為少年司法，那么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相應內容，似乎都可以視為中國古代的少年司法制度。

　　概言之，中國古代的幼小犯罪赦宥制度主要包括“赦”與“宥”兩個內容:一是“雖有罪不加刑”的赦免制度，劃定入刑的最低年齡;二是“減等、收贖”的矜宥制度，幼小者犯罪相比成人可以減等處罰，并可收贖抵刑。除此之外，還有幼小“不合拷訊”“不得為證”等審訊領域的具體要求。

　　關于幼小犯罪的明確規定最早可見于周代。據《禮記》之記載，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中國古人明確劃分人生百年，以此明禮，“辨等列，順少長”，其中“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依禮之規定，確定了刑事責任年齡:7歲以下，80歲以上。再據《周禮》，“年七十以上及未齔者，并不為奴”。另有定罪量刑時的“三赦、三宥之法”，其中“三赦”為:“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西周立國，以“明德慎罰”為法律指導思想，矜老憐幼的恤刑觀指導具體司法實踐，亦對后世影響深遠。西周時針對幼弱的赦宥規定，寫就中國早期司法文明的精彩一筆，成為之后歷代各朝矜老憐幼刑事政策的基本依據。

　　縱觀古代的定罪量刑，除秦律以外，對幼弱老耄基本并列考慮。據《漢書·刑法志》記載，后元三年景帝詔曰:“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系者，頌系之。”成帝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斗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以“合于三赦細弱老眊之人”，“近古而便民也”，充分表露了漢代關于幼小犯罪立法的價值取向。正如著名歷史學家瞿同祖先生所言，漢代至清代2000余年的法律，并無重大變化，可以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分析。關于幼小犯罪的赦宥規定，漢以后各朝雖有差異，但法律的基本精神與主要特征，均沒有超出早期司法之規定，未逾越《周禮》《禮記》確定的基本框架。如晉代法律規定，“輕過誤老少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對幼小等犯罪者減等處罰;“十歲，不得告言人”，是對幼小行為能力的法律限制。隋律規定，“老小于律令得鞭杖罰者，皆半之”“耐罪囚人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即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系者……并頌系之”，以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如此種種，均與漢律大同小異，雖有具體年歲的差異，以及矜恤手段的不同，但改變處都不過是“瑣碎”，整體上依然體現著“重罪宥減，輕罪赦免，行刑寬緩”的法律精神。

　　唐律可謂中華法系之成熟代表，其中有關幼小犯罪赦宥制度趨向系統和規范。如《名例律》規定，“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罪;余皆勿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余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斷獄律》“議請減老小疾不合拷訊”條中規定，“諸應議、請、減，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并不合拷訊，皆據眾證定罪，違者以故失論。若證不足，告者不反坐。其于律得相容隱，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若篤病，皆不得令其為證，違者罪人罪三等”。由此可見，唐律關于幼小犯罪之規定，范疇明確，層次清晰，依據年齡大小和犯罪輕重進行制度設計，先確定15歲的整體幼小界定，再以15歲、10歲、7歲進一步劃分。同時，唐律還明確，對幼小界定以犯罪時為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唐律中還強調，所有15歲以下的幼小群體不受刑訊，“不合拷訊，皆據眾證定罪”，以及“十歲以下不得為證”的審訊原則。同時，規定嚴懲教唆幼小犯罪，“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

　　唐律的這些規定精密、規范、完整，堪稱中國古代少年司法最完備的表現。再回觀公元前三世紀的秦律，確定犯罪幼小以身高為刑事責任年齡標準，并給予相應的赦宥處置，其時規定男子身高不到六尺五寸，女子身高不到六尺二寸，皆為小，幼小犯罪處置時，往往“不論”。據《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法律答問》記載，秦律對于幼小的處置，比認定要更為嚴格，往往以身高“不盈六尺”為赦免標準。此外，在《法律答問》中，還有對教唆幼小犯罪的處罰記載，“甲謀遣乙盜殺人，受分十錢，問乙高未盈六尺，甲可(何)論?當完城旦”。這些都反映出中國古代刑事法律規范發達，代表著刑事法律經驗的先進水平，亦足以體現古人高超的立法技術和獨特的司法文明。

　　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因循承襲，對幼小犯罪的赦宥制度并無重大創新和根本性改變。明、清兩朝，立法加重了對幼小者犯罪的司法處置，刪除了唐律中犯反、逆二罪涉及10歲以下幼小犯死罪者可上請的寬宥處置規定。如《大明律》不再有針對謀反、謀逆大罪的幼小赦宥，并且規定:“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若造畜蠱毒、採生拆割人、殺一家三人，家口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明朝立法出現這個變化，應與明立國之初的法律指導思想有關，朱元璋確定的“重其重罪、輕其輕罪”的思想，必然貫徹落實于司法領域。

　　綜上，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與少年司法對應的幼弱犯罪赦免制度，歷史悠久，沿革脈絡清晰，既體現了矜恤幼小的基本精神，又昭示著對幼小犯罪司法處置的“法”的理性。古代歷朝的少年司法規定，不僅反映了古人的法律觀，也體現著傳統司法文明的厚重，雖然與近現代的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較大差異，但古人的法律智慧值得后世人細心體味。畢竟立足國情，尊重并正視法律文化傳統，挖掘傳統法律文明的獨特精神價值和實用價值，不盲目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對發展、完善中國當下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大有裨益的。